国务院5月14日召开常务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其中指出，对于侵害公众食品安全的行为，要加大处罚力度，并将建最严处罚制度，形成社会共治格局。构成犯罪的，依法严肃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加重对地方政府负责人和监管人员的问责。（5月15日《新京报》）

　　提高违法成本，打击不法行为，是被认可的公共治理逻辑。但考虑到食品问题的复杂成因，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从严从重的惩罚策略，只能是一系列纠偏动作的一部分。

　　即便是“最严惩罚”，也终究是一种事后追责，它启动于危害酿成之后。而在此之前，如何发现问题食品、如何界定责任人，都是更为前提性的追问。毕竟，任何严厉的惩戒机制，都必须以一揽子预设的行业规范为铺垫。比如，健全的产品信息标示、地理标识、原料跟踪等等……普遍建构起食品的身份数据，并降低其获取难度，是实现对“不法者”严厉处罚的先决条件。于此，显然需要更持续的立法引导和技术性努力。

　　必须意识到，追求食品安全不仅关乎决心和勇毅，更考验着各行业主体和监管机构的业务能力。“原料引进、生产加工、流通上市”，一条漫长的食品产业链上，本应有太多机会堵住纰漏。而现实之不尽如人意，往往是因为，各个环节的看守者，往往名存实亡：或被收买成为“共犯”，或敷衍了事主动消失。而事实上，所谓“恪尽职守”，从来都是建立在精细分工、明确定责的基础上。我们所要做的，便是将杂乱的食品安全责任制，变得简化、明晰和有效率。

　　修订草案提到“加重对地方政府负责人和监管人员的问责”。此一表述，显然是基于过去“失职者多被豁免”的现实而言的。该规定，既是对公共职位权责一体原则的重申，也是在传递一个常识——一旦某地发生公共安全事故，其政府的法定代表人，便要担负起相应的政治责任和道德负疚。凡此，捍卫食品安全，就是要找到一个确定的负责对象，并为其设计一套刚性的奖惩方案。

　　针对侵害公众食品安全的行为，行政执法层面正强势推动着最严惩罚机制的建立。但所谓“最严惩罚”的参与主体，显然不应局限于此。一个可行的路径是，给予民众更多的诉讼便利，培育更纯粹的集体诉讼传统；在司法实践中，也可以对违法生产商尝试“惩罚性判决”强迫其退市，并将对受害人的补偿，和对违法行为人的经济制裁真正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