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我国高校重点学科审批,一直都是许多高校办学的指挥棒。随着时间的推移，重点学科审批饱受争议，过度受到行政干预，高校发展急功近利等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今年2月《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的发布，终于为多年来的讨论画上句号。记者采访发现，自重点学科审批取消之后，一些高校仍然在观望，也有一些学校不为所动，按照既定思路运转。（4月2日《人民日报》）

　　取消重点学科审批，无疑契合了公众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一系列想象。此一决定，一改过往“官方单方评价校方作为”的局面，而更强调学校一方自主安排命运的可能性。当然，适应变革需要时间。面对突如其来的“放权”，很多学校一时间手足无措，实则也很可以理解。事实上，过往那些无所不包的管制机制，不仅直接压制了大学自决的空间，也客观上塑造了办学者听命于人、循章办事的行为习惯——欲改变之，注定颇费周章。

　　在过去数十年间，围绕重点学科审批，已然衍生了诸般“并发症”。或弄虚作假、或勾兑公关，不惜重金汲汲于名。不少大学，彻底沦为学科评选的“附庸”，为之奔走呼号、为之打点运作，可谓斯文扫地、格调全无……教育主管机构，一方面确立了一个具体且机械的审批标准；另一方面，则许诺以对应的资源分配倾斜。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策略下，学校被逼迫着加入评比竞赛之内，其间打些擦边球、用些非常手段的不鲜见。

　　更恶劣之处在于，所谓重点学科审批，让大学内的“成功学”变得无比简单：获得教育部认可，则某学科即意味着成功；反之，则意味着犹待努力！在此语境内，所谓好大学与差大学、强学科与弱学科，仅取决于教育部专门机构的一家之言，未免荒诞。现代社会，对于特定学校特定学科的地位评判，理应引入更多的意见参与，比如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市场内从业人群的业绩反馈，以及第三方机构基于数据统计所形成的量化结论。

　　有志于打造强势学科的诸校，必须学会适应新的游戏规则。唯有通过具体而微的专业努力，以及经年累月的声名积累，才会真正培养出被业界、学界以及一般民众所公认的“名牌学科”。就此角度而言，教育部“放权”的另一面，则是校方责任强化。高校主政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变过往的依赖型人格，为独立型人格。传统意义上，体制内的学校竞赛或已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直面学界、业界和公众的校际竞争——其后果是，高校唯有更加独立、自立，才可获得认可。

　　以“学科审批”为代表，教育主管者，一度设计了一套事无巨细的管控系统。其最终被证明，极大瓦解了学术至上的价值序列。此外，“系统”内部论资排辈的资源分配方式，亦消解了校际之间健康有益的竞争。而今，后管制时代，大学会否有足够的意志和能力，掌控起自身命运，无疑值得期待。(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