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感慨“每年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已经超过矿难人数。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12月19日《北京青年报》）

　　周院长此言的意思我们其实都明白，不必过分解读。但是还是要说一句，“做官有风险”并不是个严肃的说法，拿这个风险与矿难作比较，更是极为不妥。

　　有几个概念必须厘清，即做官与做好官、做贪官。从逻辑上讲，后二者被包含于前者，它们并不能混为一谈。如果用做贪官的风险去代替做官的风险，显然是偷换了概念。这是因为要想推出做官的风险很大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即贪官在官员群体中占到大多数，而且贪官受到处分的概率很高。这样看，做官风险大更多的时候是站在贪官的角度看问题，这个角度一旦没有清醒的认识，容易被人默认为“当官就得贪”。

　　至于将做贪官的风险与做矿工相比较，更显得无厘头。矿工与官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职业，工种性质决定了二者职业风险的不同，单纯从被处分官员数量与矿难死亡人数之间进行比较，不但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反而会引人追问：你是觉得贪官太多，还是认为矿难太少？

　　更值得一提的是，二者的风险性质有着本质区别。贪官的风险完全是他们咎由自取，而矿工的风险则是迫不得已。贪官连和矿工比职业风险的资格都没有！（邓子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