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6年12月初,我受日中协会、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等民间友好团体的邀请,先后访问了11座日本城市,其间两次遭遇日本右翼势力的骚扰。15日晚,在东京韩国基督教青年会馆9楼会场,举办我此行在日本的最后一场南京大屠杀史报告会。
2016年12月初,我受日中协会、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等民间友好团体的邀请,先后访问了11座日本城市,其间两次遭遇日本右翼势力的骚扰。这趟日本之旅有惊无险,但据我观察,日本社会对历史的态度正在发生令人忧虑的嬗变。
在记忆中,从1994年开始,我到访日本全都是顺利进出国境。意想不到的是,此次赴日本,在福冈机场被几名海关人员拦阻盘问了两个多小时,平生第一次遇到了麻烦。
虽然遇到点小麻烦,但他们最终没有阻止我入境,并先后在日本熊本、长崎、福冈、广岛、冈山、京都、大阪、神户等8座城市的交流进展顺利,演讲活动一帆风顺。期间,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记者进行了现场采访,作了积极的评价和客观的报道。但到了名古屋市,却遭遇右翼势力的骚扰。
12日,当我乘坐新干线从神户到东海地区的爱知县的名古屋市,当地活动负责人平山良平先生到车站迎接我说,已经看到右翼势力在网络上发出了消息,宣称今晚活动时他们要来骚扰,并且准备派三个人进会场辩论。
此次名古屋市的活动安排在晚上进行。往年今晚,我一般都在纪念馆里不回家,为30多万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守灵,今年却在当年指挥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家乡名古屋市,还免不了与日本右翼势力舌战,真是命运使然。
当晚6时30分,在名古屋女性会馆外,右翼势力真的开来了三辆宣传车,有9个右翼分子连续用大喇叭乱嚷乱叫,还举着“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揑造的”彩旗。会场内,混进3个右翼势力的代表,当我用时90分钟演讲南京大屠杀后,他们便在场内与发生激烈争论,但完全是胡搅蛮缠,所提问题可笑之极,说什么南京人口当时还不到20万人,怎么可能有30万人的屠杀?还说什么当时的南京比名古屋的面积还小,不到5平方公里,怎么会有那么大规模的屠杀?他们提出的这些所谓的理由,就是利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把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人口当作整个南京市的人口,把安全区的面积当作整个南京市的面积。其实是非常幼稚可笑的问题,经不住一驳。会议的组织者平山良平和老华侨林伯耀先生当场与其对话辩论,当时在场的日本参会众人对右翼分子的发言表示哄笑和谴责,我也在以史实予以驳斥,但右翼分子直到散场也没有离去。小学教师、曾经参加中日韩教科书编撰的小野正美,主动贴到那个右翼分子的身边坐下,以防止他有什么过激的行动时及时采取措施。紧跟他身边的是一位美国人约瑟夫,这位在日本生活了22年的美国人,长期在名古屋工业大学执教日本的文学,一直从事着国际和平运动,他对右翼分子的言行嗤之以鼻。
15日晚,在东京韩国基督教青年会馆9楼会场,举办我此行在日本的最后一场南京大屠杀史报告会。
距离集会开始的6点半还有一个小时,东京的警察早早到这里来布置保卫措施了。因为右翼势力已经在网路上扬言,今天要比名古屋闹得更厉害一些,特别是要在会场上让我难堪。由于这里的地势比较好,警察容易封闭四周的小巷,右翼势力的大车进不来,最多也就是小车。他们会占用公共道路,但韩国青年基督教会是私人领地,他们不能侵入内部,否则就可以报警驱逐或者逮捕。
大约距离开会还有半个小时,右翼势力来人了。果然,他们在会场大门对面的公路边上占有一块小地方,插上了日本的太阳旗和战时海军旗,放置了几块小型的标语牌,安置了大喇叭,还安置了摄像机现场直播和拍摄。一旁停了警车,警灯一闪一闪的好像是在提醒这些右翼分子保持分寸。陪同我的翻译朱弘说这些人并不可怕,要我和他们合影,留下些资料。
6时30分,集会正式开始,田中宏教授先发言,介绍今天的集会,也简要介绍了我此行在日本各地集会的情况,然后现场放映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侯占清和石秀英的证言录像,最后由我进行历时75分钟的讲演。我讲了当年南京的人口和面积,讲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30万数字的来历和根据,讲了中国举办国家公祭仪式和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意义,其中特别提及在名古屋右翼势力提出的观点不值一驳。最为搞笑的是,原准备闹场的几名右翼分子,在会场强大的压力下,竟然没有敢出声,没有实现他们会前在网络上的扬言。东京“不再重演南京大屠杀会”代表木野村间一郎,女人们战争与和平资料馆馆长池田惠理子等组织者们对此给于很高的评价,认为今晚的集会很成功,怔住了右翼势力的猖狂。
此次日本之行是短暂的,但所见所闻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为了此次访日活动得以安全和成功,日本友好人士甘当“保镖”,辛勤陪同和护送我。但另一方面,日本社会对历史嬗变的态度令人忧虑:
一是关注历史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以前集会时成百上千人的规模不见了。长崎中学的女教师奥山忍给我举例说,她教的学生由于看了右翼势力编辑出版的《大东亚战争总结》一书,根本不相信南京大屠杀发生过。日本青年人对历史不关心、不学习、不参与的状况,令正直和有良知的日本人担忧。
二是日本人二战史的观念正在悄然发生新变化。在当下的日本,笔者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调,现在举行历史方面的教育越来越难。有日本朋友认为,由于安倍政权的操控和引导,日本舆论对战争责任问题有了新的转变,从过去的偏向谈论受害者的话题,尽可能不谈或者少谈加害者话题,转变为不谈战争问题,不再强调战争受害者的身份,包括一些学校和家长不让孩子们去广岛原爆纪念馆参观。他们更多的是希望谈日本战后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三是热衷于关注战后史,积极宣扬日本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有日本学生反映,日本的年轻一代基本不学习近代史,考试中也不涉及近代史的内容,只关注古代史和现代史。他曾经就此现象询问导师,日本老师始终不吭声。日本国会前议员栗原君子对我说:“我对现在的日本政治非常的不满意,安倍政府把和平宪法当作了空壳子,日本自卫队向南苏丹出兵,完全不是为了世界和平作贡献,而是在于突破和平宪法第九条,这是十分危险的举动,其右倾动向值得关注与警惕。”(作者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