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多年前,美国畅销书《偏见》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其大红大紫的主持人丹·拉舍的内幕故事,透视了美国电视网文化和美国主流媒体文化。作者伯纳德·戈德堡在CBS当了28年记者,他讲述了美国新闻界内部盛行的一种公司文化,美国的新闻媒体和美国大多数记者都是有政治偏见的。
十多年前,美国畅销书《偏见》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其大红大紫的主持人丹·拉舍的内幕故事,透视了美国电视网文化和美国主流媒体文化。作者伯纳德·戈德堡在CBS当了28年记者,他讲述了美国新闻界内部盛行的一种公司文化,美国的新闻媒体和美国大多数记者都是有政治偏见的。原来记者们报道的所谓事实,更多的是记者们个人的意见。
很多的事实证明了这点。
2016年4月11日,在美国国会前举行反对金钱政治的“民主之春”抗议活动。但是,当地的《华盛顿邮报》只在本市第三版的新闻简讯里,在一个10岁小男孩骑车被撞了的消息和一个男人逃税被叛两年徒刑的简讯后,刊登了一条150道用了17秒报道这条新闻。
2016年4月,威瑞森通讯公司36000工人罢工,要求保护工人的权益。美国大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国大媒体和劳工之间在话语权方面的极端不对称。通过统计分析《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网络媒体巨头Buzzfeed和网络新闻媒体Vox有关这场罢工的报道发现,威瑞森公司老板的声音是工人代表声音的两倍之多。
在古巴革命成功后,美国通过USAID(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秘密行动,向那些旨在更迭古巴政府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美国的主流媒体积极配合美国政府在拉丁美洲施行的反左翼政权的外交政策。例如,《华盛顿邮报》在报道2016年3月奥马巴访问古巴和阿根廷时的文章《奥巴马在阿根廷将鼓舞南美远离左翼》中毫无掩饰地说,“他(奥巴马)在南美政治变革的划时代的关头来访了。
阿富汗战争第一年,美国在阿富汗投了至少18000枚炸弹,但是美国媒体在阿富汗战争中基本上没有报道平民伤亡的消息。这种做法是美国国防部的一种宣传政策。当年《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说:“阿富汗老百姓在经历了许多的内战和暴力后,对于平民的死亡不会过于悲痛。”美国军方发言人说:“由于美军没有地面人员,所以无法核实平民伤亡。”他们为什么不报道平民伤亡呢?真的无法核实吗?其实每一次轰炸,美国都有情报人员向中央情报局报告。
为什么会这样?
美国媒体的新闻策划会“遗漏”某些事实。在一个高度商业化和资本操控的媒介社会里,记者对商业压力的责任大于对社会的责任。记者的首要读者是自己的老板,记者期待满足媒体老板、主编、制片人、投资者的偏好;记者在新闻报道中不是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是一个严格按照媒体内部组织机构的潜规则进行报道的人;记者的独立性受制于新闻同行、新闻圈、新闻编辑部的报道立场和框架。
美国大公司和媒体自身利益决定“遗漏”什么样的事实。马赛诸塞州萨勒姆大学历史教授、《不留记录:移民是如何变成非法的》一书作者阿维娃·乔姆斯基在《反策划》网络杂志讲述了不久前发生的《波士顿环球报》报纸派送工人罢工事件。《波士顿环球报》决定把报纸的派送工作转包给一个新公司,因为这家新公司的价格更便宜。美国报纸的发行和派送通过转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行业。送报的人开车送报线路不仅远且复杂。无论天气何其恶劣、条件多么差,一年365天,每天从凌晨2时到早上6时,从不间断地送报。送报工人不仅工资极其低廉,而且要用自己的汽车、买自己的保险。结果,今天在美国送报的多是没有记录的非法移民。送报成了一种暗藏的地下经济的一部分。《波士顿环球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尽量减少劳务成本,少付工人钱。这种送报体制跟媒体人每天声称的调查新闻、揭露社会黑暗面正好相反,因为报纸依赖的正是它自身暗藏的不公的分配制度。
美国的外交政策决定媒体“遗漏”什么样的事实。美国媒体不会报道“敌国”做的善事。美国媒体在报道美国历史、盟国的历史时,常把一些邪恶的做法当成道德的。而在报道官方指定的敌人时,则总是不可救药的,从来都是干坏事的。例如,奥巴马作为美国首位总统今年春天访问古巴时,美国媒体就“遗漏”古巴长期以来向海外危机地区派遣医生救治伤病员的故事。为什么不报道古巴干的好事?因为这是古巴,是卡斯特罗的国家。
美国媒体配合政府军事行动“遗漏”某些事实。1999年,在发动袭击南联盟的战争期间,美国国防部不断地对新闻界说,有成千上万的阿尔巴尼亚人被塞尔维亚军队伤害。虽然美国在科索沃没有地面部队,但他们在做出这种伤亡估计的时候毫不犹豫。当然,对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伤亡人数的夸张报道可以理解,因为它是为美国在北约发动军事进攻、推翻南斯拉夫政府而采取的宣传策略。《时代周刊》的记者汤姆森(Thomson)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批评美国政府封锁新闻的话:“安德逊会计公司在安然公司丑闻中做审计工作,而我们记者成了这场战争的审计员。”(映象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