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4日起，教皇方济各开启访韩之旅。在此次访问中，他的专机首次被允许穿越中国领空，并在飞机上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送问候电报。在中梵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几十年来磕磕绊绊、波折不断的情况下，此举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不仅如此，方济各在18日结束韩国之行后表示，绝对愿意到中国去，并且“希望明天便能成行”。他还表示，在中梵建交的问题上，梵蒂冈只要求教会能够执行本身的工作和职能，并没有其他条件。

　　从他的这些行为可以看出，教皇有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意向，而中国亦投桃报李。首先，允许教皇专机飞越中国领空可谓是一大突破。因为1984年和1989年教皇保罗二世先后两次访韩均被拒绝进入中国领空。另外，在谈及方济各向中方致敬电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愿意与梵蒂冈进行建设性对话，推动双边关系改善。由此可以看出，改善两国关系并不是一方的“单相思”，而是双方共同的愿望。我们不能否定此次“航空外交”对中梵关系缓和的积极意义，但是只能说双方具有改善关系的意向，要说建交还为时过早。摆在双方面前的大山，可不是一朝一夕能铲除得了的。

　　台湾问题是阻碍两国建交的首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政权怀有精神和政治上的敌意的梵蒂冈，拒不承认新中国，把台湾当局当作中国的合法政府。尽管在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梵蒂冈为同中国改善关系，将“驻台大使馆”降为“代办级”，但仍然拒绝改变其与台湾当局的实质性关系。我国历来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国际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梵蒂冈与台湾建交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除非与台湾断交，否则中梵建交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宗教自主是影响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的根本性问题。台湾问题虽然是阻碍两国建交的前提条件，但是它只是次要问题，根本性障碍在于两国在宗教认识上的差异。首先，梵蒂冈是罗马教廷所在地。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国家，却在天主教中享有着最大的权力。目前，全世界约有2亿天主教徒，占到世界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与东正教不同的是，天主教教权是超国家大一统，罗马教廷犹如“母公司”，各个国家的天主教是罗马教廷的分支，受其管辖。这与我国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宗教政策是格格不入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罗马教廷一直以此做幌子，对中国国内事务指手画脚，使得两国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其次，天主教规定各个国家的主教都需要罗马教廷的任命，即所谓的主教任命权。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梵蒂冈对中国的敌视，拒绝批准中国天主教会选出的主教候选人，迫使中国天主教会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预是我国历来奉行的基本宗教政策。中梵两国围绕主教任命权一直龃龉不断。梵蒂冈虽然曾经承认中国任命的一些主教，但是近年来对中国自行任命主教表示不满。2011年7月梵蒂冈宣布把中国任命的广东汕头主教黄炳章驱逐出教会。2012年12月，开除中国官方教会自己任命的哈尔滨主教岳福生的教籍。这些行为都是对中国宗教事务的干预，违反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宗教政策，是两国关系忽冷忽热、难以持续缓和的根本原因。

　　宗教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政治上的敌对是潜在的，但精神上的敌对是明显的，精神上的敌对爆发出来则会变成很强大的政治力量。罗马天主教对于引发和促成东欧剧变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我们要对国外宗教势力的干预保持警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固步自封。我们要做到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优化国际形象与增强防范西化、分化能力的有效结合。宗教是我国在国际上饱受诟病的一个地方，影响了我国国际形象的提升。宗教界爱国人士同世界上的宗教力量的交流是我国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增强相互了解，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因此，加强同梵蒂冈的联系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中梵建交应是水到渠成的，不可冒进。摆在中梵两国面前的两座大山：台湾问题和宗教自主问题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短期来看，两国关系虽有缓和的迹象，但难以上升到建交的层面。要想实现两国建交，要有想要改善两国关系的强烈的意愿，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摒弃偏见，发挥智慧，这将是一个中梵双方长期博弈的过程。但是，道路是漫长的，前途是光明的，两国建交是大势所趋，终有一天会实现。（李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