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不只是为了建造一个“钱袋子”,更是为了建造一个改革的蓄能池。上海自贸区,既是资本的革命,也应是行政思维植入法治的革命。前者是上海自贸区的外表,后者则是上海自贸区的基石。

　　9月27日,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至此,上海自贸区的架构从纷纭猜想走向清晰。

　　推进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先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建立集中统一的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体系;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扩大开放,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在风险可控前提下,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允许外资自由转移投资收益……一条条横跨贸易、投资、服务、金融、税收、行政体制等多领域的开放措施,勾勒出的不仅是空前的开放力度,还有推动复合型改革的决心。上海自贸区,不只是为了建造一个“钱袋子”,更是为了建造一个改革的蓄能池。以开放促进改革,以开放增量效益进补改革共识,是上海自贸区的最大逻辑。

　　当然,不到30平方公里的上海自贸区,能否如《方案》开宗明义所说:“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能否产生全国性的辐射效应,还要看其实际运行情况。

　　相对而言,在贸易服务和投资便利化两个方面,不存在太多难解之点。商品服务和招商引资多年来的持续增长,足以赋予上海自贸区类似的优化经验,而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等新政策,事实上给予了区域内“法无禁止即可行”的充分自由。在这样的经营环境下,资本与监管的契合度最高,可以用最明晰的方式,实现贸易服务和投资便利化的最大优化。

　　但是,在金融开放领域,上海自贸区将面临真正的挑战。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开展离岸业务等宽松条件,意味着区域内将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港,在享受政策洼地带来的种种利益的同时,也必须经历监管是否失控的考验。开放,就意味着巨量资金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出其间,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风险。相对而言,区域内的金融政策,只有利率市场化具备了全国推开的基础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摊了可能的风险。其他金融政策,足以对区域外资金产生虹吸效应。寻求套利的热钱愿意进来,来源不明的资金希望从中寻找离境通道,区域内金融机构有可能错配在岸业务与离岸业务的资源,都可能酝酿出不小的风险。什么是正常资本流动?什么是异常资本流动?哪些异常资本流动可控而哪些须严加防范?上海自贸区必须建立相应的危机应对机制,以避免区域简单成为资本的聚集地,而失去其金融改革的先行者意义。

　　这种危机应对机制的建立,本身就对行政机制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方案》中,已经清晰描绘了区域内行政改革的方向: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政府管理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这强调了行政管理的效能。更进一步看,上海自贸区始终在风险可控中大胆开放,还必须探索出基于法治基础上的行政管理模式。单纯的开放只能产生阶段性、局部性、不可复制的红利。既开放又有序的格局,只能建立在法治基础上。法治,具备最好的风险识别能力。

　　上海自贸区,既是资本的革命,也应是行政思维植入法治的革命。前者是上海自贸区的外表,后者则是上海自贸区的基石。

　　(评论员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