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循着法治轨道破解拆迁难题,才会让美好生活的梦想递进一层。

　　公职人员被政府发文要求参与征迁,表现不力即被批评“思想落后”,轻则面临停薪、重则可能停职……据报道,广东增城挂绿湖水利工程动用“体制内”人员游说亲属,拆迁工作得以进展迅速,此举引发社会热议。

　　近年来,由于公共舆论对“强拆”的敏感度一升再升,尤其随着征地拆迁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凭借暴力胁迫、断水断电等方式的强制拆迁已难以再行其道。在此背景下,依托公务员、教师等“体制内”群体,借由熟人社会的亲情联系,搞责任制、打亲情牌,“做工作”变相劝迁,成为一些地方推动拆迁的新手法。类似案例,不止增城一地。

　　根据媒体报道,旨在打造“代表广州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生态地标”的挂绿湖水利工程,与一般商业开发项目不同,具有多重生态功能,其综合效益可期,最终受益的也是广大增城市民、村民。而且,与搞不定就走强拆程序、诉诸暴力的惯性思维相较,动员相关力量去劝说、谈心,这样的方式也比较温和、柔性,甚至不失为一种进步。

　　然而,这种做法经不起深究。发动“游说”无错,但如果“游说”有违自愿原则、采取强制形式,甚至游说者不乐意、未能做通思想工作,就要“严肃处理”,这样的做法看似柔性,实则严苛,有违依法行政的原则。

　　无论公务员还是教师,其岗位职责概由法律和制度规定,动员亲属拆迁显然不在此列。不管地方政府推动发展的“元理由”如何正当,也不论“亲情逼迁”的实际效果有多显著,都不该利用潜规则甚至动辄印发公文来给公职人员施压,借以提高拆迁效率。10年前“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惊人标语,至今仍留存在人们记忆中。如果任由“连坐”思维渗透基层权力运行,最终消解的将是政府的凝聚力与公信力。

　　还要看到,即便一些拆迁户碍于情面或迫于压力,最终无奈让步、签署协议,内心却埋下了亲情的撕裂感。在增城拆迁中,就有公务员因劝说不了亲友拆迁、怕“完不成任务”,而无奈自掏腰包5万元补偿亲属动迁。政府部门把本该由自己直面的拆迁矛盾转移给下属工作人员,这种看似巧妙的“转嫁”,不仅有悖法治精神,也忽略了撕裂亲情的隐形成本。

　　回到增城拆迁上来,牵涉20个村、3万人命运的动迁,触及的复杂利益格局不难预见。然而,对于拆迁拆不动、难推进的原因,是否应从源头上想想?比如,给出的补偿是否公平?利益协商机制是否完善?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是否有申诉、救济的合理渠道?从这些角度多一些考虑,在依法行政上多做文章,才可能做到法、理、情的统一,从根本上理顺利益链条,减少拆迁阻力。在这个意义上,唯有循着法治轨道破解拆迁难题,才会让美好生活的梦想递进一层。

　　李浩燃

　　(原标题:“亲情逼迁”拆毁的是信任(人民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