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蛮子嫖娼被抓引出舆论围绕网络大V的争论。如何看网络大V,如何看某个具体大V,舆论的态度在这之前就莫衷一是。

　　不得不说,大V是中国突然冒出来的现象,这在中国舆论场上还是头一遭。过去没有人能够不通过间接舆论渠道,直接对着成百上千万受众随时做直播式发言,就连毛泽东,也得通过人民日报社论,通过电视广播发表“最高指示”。

　　如今的大V们大多未曾进入过社会主流话语体系,他们过去的话语权很小。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通过各种方式成为大V。大学者中几乎没有大V。

　　不少大V活跃在舆论场上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他们一些人发言并非总是出于公德心。大V也有私利,这可以理解。但问题是,对突然而来的巨大话语权,一部分大V没有能力hold住它们。

　　一方面有的大V把推高个人影响力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并不在意对公共利益的实际维护。为了突出个人的“高尚”,他们很愿意把公权力作为反衬的靶子。另外互联网上的万众跟随会让他们有点晕,从而高估自己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的稳定性。

　　网上曾有报道,薛蛮子遇到保安不让进门,不停说自己有近千万粉丝。粉丝多也是一种“身价”,它应转化成某种现实中的特权,甚至政治特权,有些大V流露出这样的认识或期待。

　　很多大V都相信自己“代表民意”,而且代表意识形态领域的未来,代表正义和正确。他们认为自己是改革的真正动力,甚至是最关键的动力。政府如果亲近他们,听他们的建议和要求,这样的政府就是“好的”,是“改革派”。反之政府如果不理睬他们,或者对他们的极端发言有所管理,那么政府就是“坏的”,是“保守派”。

　　大V登上舆论舞台是社交网络的产物,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而且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不断发生潮起潮落的新旧洗牌。这进一步增加了大V在社会责任感方面的问题,大V的真实公益心不足同他们在舆论场巨大影响力的反差逐渐变得严峻。

　　薛蛮子不能代表大V群体,但毋庸置疑,他又是一个很典型的大V。他的新浪微博粉丝数在时政性个人微博中位居前列,平时一副公益、正义的面孔,把公权力持久当成靶子,要求在中国推行西方式政治制度,几乎支持每一起社会群体事件。但连环嫖娼暴露了他令人吃惊的真实私德。他在微博上出名除了能满足表现欲,还为他的投资活动营造了影响力。他的美国国籍或许助长了他的各种出位。

　　大V是互联网2.0技术推出的一批舆论新秀,他们来源于时势的塑造,也必将经历时势的进一步洗礼。话语权也是一种特殊公权力,政治话语权尤其是十分敏感的公权力。我们已从政府官员那里看到公权力不仅是权,也是掌权者的风险。拥有了政治话语权的大V必须有能力hold住它,决不可玩儿戏、滥用它。

　　一些大V不理解为什么他们的“言论自由”会这么“麻烦”,我们希望这只是他们在不断磨练和洗礼中能够最终治愈的幼稚。

　　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开创了舆论多元化的全新局面,它的确为中国改革带来一些意外的推动。保持互联网舆论场的建设性既是互联网自身,也是中国全社会面临的重大考验。大V们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抢眼的角色,这是一种幸运。在互联网仍在发展,一些核心问题尚且模糊不清的时候,大V们应致力于真正用公共利益指导自己的网上行为,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座右铭。这样他们就不会做错,也避免把网上舆论朝错误的方向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