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建办公楼，既要树卢氏县委的正面典型，更要曝光、惩处一些罔顾政令、顶风作案的反面典型，问责之剑高悬其头顶。

　　河南卢氏县委至今仍在56年前修建的土坯房中办公。对此，县委书记王战方说：“有钱还是要先尽着老百姓。土坯房里办公，冬暖夏凉，群众来办事，心里也平衡。所以我们既不高尚，又不窝囊。”

　　县委在土坯房里办公，也不设专职保安，群众可以随便出入，彰显卢氏县官员的胆识与情怀。一些地方官员，早就脱离群众，害怕群众，修起高楼，筑起高墙，将自己藏起来，与群众“躲猫猫”，缺乏直面群众的勇气。还有一些，享乐在前，吃苦在后，缺乏民生情怀，少有民生担当。在卢氏县委这个“镜子”面前，多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应该“正衣冠”、“洗洗澡”。

　　今年年初，国务院秉持“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的理念，约法三章，规定“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禁建令”与中央“八项规定”形成合力，在一定程度上扼住办公楼滥建之歪风，但远未达到禁必行、行必果的境界。不能修建办公楼，一些地方和部门转而以“商务中心”、“综合业务大楼”、“市民服务中心”等名义暗度陈仓。更有甚者，安徽某县的豪华县委、县政府大楼，干脆一个牌子也不挂，好一个“低调的奢华”！

　　没有哪一次禁令不严厉，没有哪一次不被变通，办公楼“禁建令”遭遇“魔术高手”，再次验证一些地方官员冒犯政令的勇气，钻政策空子的智慧，也将公共管理的困境昭露无遗。非常态化、制度化的禁令容易出现“空白地带”、违反相关禁令的成本偏低、公共财政管理失束、大量非预算资金的存在等，都是一些官员敢于跳过一道又一道“篱笆”、办公楼建设屡禁不止的源源动力。“以土地换大楼”——政府假借置换或以向开发商提供一定面积经营性土地使用权为条件，请开发商建设办公楼——就是新近出现的一种规避禁令的变通方式。

　　禁建办公楼，既要树卢氏县委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正面典型，通过榜样散发出来的正能量，激励、引导地方官员见贤思齐，俭以养廉，廉政为民，更要曝光、惩处一些罔顾政令、顶风作案的反面典型，问责之剑高悬其头顶。当违规修建办公楼成为官员个人的“赔本生意”，成为吞噬个人政治前程的“黑洞”，他们应该会有所收敛。遗憾的是，无论违规修建的办公楼有多奢华，公众有多反感，鲜有主使官员单纯因此受到处分。

　　杀鸡骇猴，惩前毖后，不过是事后问责，浪费已经造成，惩罚于事无补，将关口前移，避免既成事实的浪费，躲不开政府自身的改革。在明清两代，官衙大多破蔽不堪，“官不修衙”成为官箴。原因不外有二，一方面，大兴土木建造官衙，给人“靡费”印象，容易引起“舆情”不满，进而影响政绩考核；另一方面，古代地方政府是一种低能量的有限政府，资源有限，职能有限，官员想修衙也未必有钱，与今天无所不包的大政府不可同日而语。鉴古所得的两点教训是，还权于民，广开言路，增加群众监督的权重；检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包揽社会治理的传统模式，简政放权，删繁就简，逐步向“小政府、大社会”演进。（练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