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可能出现的困境，实际上具有同源性——无不反映着军事干预的有限性。军事干预不是恰当的国际事务语言——它只是恰当地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当代危机的不适应性。

　　在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事件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后，美国军事打击叙利亚的时间窗口似乎也将随时到来。8月25日，美国防长哈格尔在马来西亚“美军完全准备就绪”的表态，仿佛坐实了攻打叙利亚的可能。但实际上，尽管奥巴马宣称叙利亚关系美国的核心利益，而美军也已磨刀霍霍，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准备还未完成的情况下，踏进叙利亚的泥潭，对于美国意味着风险还是收益还远谈不上明确。因此，在寻找到恰当干预模式之前，美军攻打叙利亚还不具有必然性。

　　从政治层面看，与哈格尔的激进表态相反，包括奥巴马本人在内的华盛顿决策圈，近来实际上已经转了口风，开始强调“美国行动应该作为国际社会共识的组成部分”。这实际上是为美军行动设置了前提。而显然，在俄罗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情况下，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调和国际社会的立场遥不可及。

　　如果避开安理会平台，选择其他“国际社会”框架取得攻打叙利亚的法理性，美国只能依靠北约和海湾国家。然而，目前北约内部尚需进一步协调：鉴于9月即将举行大选，德国的态度远远比英、法、土等国谨慎得多。而海湾国家的支持则包含明显的宗教派别考量。凸显这种考量，攻打叙利亚可能将过多浸染宗教战争式的色彩，而弱化“防止人道主义危机扩散”这面大旗。

　　政治层面的为难还在于，埃及正在上演的转型悲剧，已经对2011年以来欧美的积极干预政策提出了警告：推翻一个强人不代表秩序的恢复。而叙利亚内乱的进程证明，迄今为止找不出足够让西方信任的政治新人。如果政权的更替导致的是新的混乱局面，美国声称的核心利益反而可能加快流失。目前在美国国内已经占据绝对多数的反战民意，就可能演化为奥巴马的政治危机。老布什和小布什的前车之鉴，所在不远。

　　但是，政治场面的难题不足以完全阻止美国放弃军事干预叙利亚这一选项。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毕竟是奥巴马给叙利亚危机划出的红线，而这一红线已被突破。无论联合国调查的结果如何，无论叙利亚敌对双方谁是始作俑者，这一事实已经存在。仅从捍卫美国在中东的权威这一角度出发，奥巴马也需要有所表现。在外交层面不可能取得进展的情况下，有限打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有限打击可以避开联合国安理会的“掣肘”，具有更大的选择余地。这也是最近十几年来美国军事干预的主要途径。而这其中，包括了索马里模式、科索沃模式和班加西模式。索马里模式是美军单边行动模式，也是启动成本最低的模式。按照美国《战争权力决议案》，美国总统有权发动60天内的战争。但这种模式的风险显而易见——任何战场变化都会成为美国政府危机。这正是索马里黑鹰事件的前车之鉴。从控制政治风险的角度考量，即使奥巴马想强调红线不得突破，也不会采取这种风险自担的模式，而至少选择在国会得到授权承担风险。由于美国国会9月9日复会，因此这段时间正好可以等待联合国调查报告。

　　而科索沃模式和班加西模式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以北约联军的名义参战，不同之处是，在科索沃只采取了风险可控的空中打击，在班加西则是最初的犹豫后派出了地面部队。如果美国确实需要作出反应，科索沃模式或许最可取。

　　但即使找到了风险可控的干预模式，其效果也是可疑的。如果叙利亚内战双方均使用了化学武器，军事干预该如何选择打击目标？假如行动只针对政府军一方，那么其用兵的法理性依然会受到怀疑；如果不得不建立中立区，则必须派出地面部队，这对于仍处在经济考验中的可能参战国来说，同样会遭遇国内压力。

　　种种可能出现的困境，实际上具有同源性——无不反映着军事干预的有限性。军事干预不是恰当的国际事务语言——它只是恰当地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当代危机的不适应性。 徐立凡(北京 学者)

　　（原标题：美军攻打叙利亚概率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