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消息，延安启动了投资巨大的“上山建城”计划，按照这一计划，新城区包含北、东、西三大片区，控制面积达78.5平方公里，未来可用建设用地50平方公里左右，预期承载人口40万左右，相当于再造一个延安城。规划一经公布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广泛关注。一些媒体以“延安千亿削山造城”为题进行报道，认为其耗资巨大且暗藏多重风险，有政绩工程之嫌。

　　为什么要造新城，延安官方自有答案，“现有城区饱和”、“革命旧址保护需要”这两大理由随便抛出一条，似乎都足以自圆其说。而另一方面，作为质疑的一方，在其指出“黄土的湿陷性问题”、“岩土工程填方区对建筑物的承载问题”、“填方区的长期稳定性问题”之外，又特别提到了另一种风险，即以延安现有的财政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延安新城会否成为“债城”与“鬼城”？

　　从新华社的报道来看，延安造城，目前基本上是造者自造，质疑者则坚持质疑。谁都不缺论据，谁也没法说服对方，而且双方似乎根本就没有一个交流沟通、相互倾听对方意见的正式平台。这样一种现象，其实已经非延安一地而然。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对12个省区开展了一项调查，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都准备开建新城，144个地级城市中计划建设新城的更高达133个，平均每个地级市提出建设1.5个新城新区。举目四望，兰州推移700座荒山建新城，贵州多个贫困县土地置换集镇建设新城，庐山建新城1.5万名居民迁下山……各地造城运动可谓风起云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似乎已很难有一种力量阻止一座座宏大的新城在神州大地拔地而起。

　　毫无疑问，新城并非不可建设，比如有的历史文化名城承载了过多的人流量，为了对历史文物进行更好地保护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另造新城无可厚非。但只要打量一下就可以知道，在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中，类似情况少之又少。

　　尽管和延安造城一样，全国性的造城运动中，作为主导的官方好像永远都不缺乏貌似雄辩的理由，但一个事实是，质疑的声浪是越来越高了。专家们纷纷语重心长地指出，“城镇化不是赶农民上楼”，“城镇化不是圈地卖房”，今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更是痛批一些地方“拍脑袋造新城”“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问题”，宏大的新城由于缺乏产业支撑，招来商家寥寥无几，“新城区最终变成了荒草地”，有的新城没有足够的人口，“到了夜晚一片漆黑，无人居住，成为‘鬼城’”，还有一些新城大肆违规占地扩张，“安置补偿不合理，政策不到位，引发群众不满，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

　　土地资源的浪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可小视的债务问题……坦率地说，拔苗助长、脱离实际的造城热中隐藏的风险并非难以窥测，而且心智正常者几乎都可以得出一个判断：如果听之任之，就存在风险向危机转化的可能。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在山雨欲来的风险乃至危机面前，谁来对造城热断然喝止？

　　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但也可能是最难的问题。尽管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观察，中国正在探索的“城镇化”和世界其他国家业已跨越的“城市化”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就农业人口向市民转化这一点而言，两者又别无二致。因此，城市化也好，城镇化也罢，其对中国未来的挑战无非在于两个方面：对进城者来说，是如何尽快转化为市民的问题，对政府来说，则是面对越来越多的市民，如何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问题。相对于这两个方面，圈占土地然后用钢筋水泥浇灌大楼要简单得多，然而在现有官员考核体系中又偏偏是最易显示政绩的办法，一个掌握话语权的人会作何选择岂非不言而喻？其难以被说服又岂非在意料之中？

　　为了严格评估各地的新城规划，听取所在城市公众意见，是否需要组织一个包括专家在内的高规格调查团开展一次全国普查？无论如何造城热必须降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