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政府可以向社会购买服务，与企业等机构合作。但从法治角度看，制裁性公权力是政府专有权力，无论如何不能让渡。

　　近来，广东、陕西、四川等地频现交管部门将交通“电子眼”外包给企业建设经营，承包商从交通违章罚款中按比例提成的创新执法模式。以成都为例，“电子眼”外包后，承包商按照约定可以“单个合格证据成本”的名义分得违章罚款数额的39%，实际每年从交通违章罚款中获得运营收入数千万元。各地做法的共同之处在于：承包商承担电子眼设备成本，而交管部门以返还一定比例的罚款提成为对价，从而实现对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密度、高频率电子监管（据新华社）。

　　面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猖獗，交管部门想方设法改进执法，加强监管，本无可厚非。然而，这种节省公共开支，借助企业财力强化监管的做法，看似政府与企业的“双赢”，值得商榷。因为这种“公私合作”将作为公权力的行政处罚权，与企业的商业利益绑定在一起，实在让人难以信服。

　　从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来看，交通行政处罚的本意在于纠正违法，维护交通秩序和安全，处罚本身只是手段而不是终极目的。一些地方交管部门存在“以罚代管”的倾向尚且受到诟病，何况将电子眼的设置权交给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可以想象，在高额收益的驱动下，企业可能密集设置电子眼执法，以获得巨额的提成，行政处罚设置的目的完全变了味儿，逐利成为了最大驱动力，这就偏离了执法的正当目的。

　　更何况，行政处罚权作为制裁性的国家公权力，是不可让渡的。简政放权，政府可以向社会购买服务，与企业等机构合作。但从法治角度看，制裁性公权力是政府专有权力，无论如何不能让渡。行政处罚权恰彰显着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提供权威的技术保障，决不能掺杂个体的私利在其中，否则其真实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必将大打折扣，政府部门也存在不作为或怠于作为之嫌。

　　另外，企业从交通违章处罚中提成，利益如此可观，交管部门的合作伙伴又是如何选定的呢？承包对象可否是个人呢？个人装一个电子眼是否可以向交管部门要求提成？交管部门在这项业务发包的决定权问题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不论怎么运作，恐怕都难以避开公正性和执法正当性的质疑。

　　多年来，国家财政制度始终强调收支两条线管理，罚没的款项应当全部上缴国库。这些实施电子眼承包提成模式的省市直接将罚款提成给承包商，也明显违反国家财政制度，当予以纠正。

　　与私利挂钩的交通电子眼处罚会使人产生天然的反感和质疑，这种做法既与法律相左，也不符合情理，还是赶紧叫停为妙。（李洋 法律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