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教育厅财务处副处长兼审计处处长的冯哲，14年间受贿58起，案值249万余元。如果算上不明资产及名下其他财产，这个数字可以膨胀到近2000万元。日前，洛阳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冯哲案原判，判处其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处十五年有期徒刑。

　　14年、9处房产、4个假身份证、千万家底，这是冯哲受贿入刑的几个关键数字。从职务来看，一个教育厅处级干部，能在十几年内持续不断地接受贿赂，并且累积达到千万数额，实在令人咋舌。

　　由于涉及的具体事项过多、人事变动复杂，办案人员光是赴全国各地调查取证就耗时近一年，相关材料装订了22本卷宗，共计4000余页。问题如此之多，证据如此之多，除了“证实”冯哲手握巨大实权之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难道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冯哲就没有露出半点马脚？

　　仅仅在几天前，对于腐败问题，各界目光主要集中在甘肃华亭、安徽萧县两地前县委“一把手”相继落马上。虽然两县偏安各方，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以“一把手”为首收受贿赂，形成覆盖整个县委、县政府、乡镇机关的“行贿买官”网。其表现出的一锅端式的“窝案”腐败，被视为是“一把手”权力无限、不受监督的产物。

　　把“一把手”一手遮天的结论放在冯哲身上显然与事实不符。不过，恰恰是冯哲的非“一把手”身份，说明目前的腐败问题，已经不仅是不敢监督、没有监督的问题。一方面，“一把手”独撑大局，客观上掌握着一级政府的各项资源调配权，确实难以让监督机制发挥作用，即通常所说的不敢监督。但另一方面，冯哲案所呈现的情况则是，即便受贿者身份地位改变了，也不是没有内部监督机制，可这些都不意味着有效监督的确立。

　　虽然这两类腐败案件，无论从特征到具体行为上都有着较大差别，但从监督“失灵”层面，它们又共同地指出了当下官场文化里的重大问题，对腐败的无视化和腐败的利益同盟化，很多时候，两者相互作用。

　　权力过分集中、权力不受约束，追溯腐败成因，固然是贪渎的首要因素。具体到个案，像冯哲案中，审计处长身兼财务处副处长，管理设置之乱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然而，只要监督到位，前述“先决条件”并不必然导致腐败。可现实是，大多数情况下，内部监督形同虚设。

　　实际上，当下的权力系统格局，老早“确立”了各部门甚至各岗位的权力范围，而后者又与一定寻租空间对应。哪个部门甚至具体到哪个人有没有权，相应官员、公职人员的生活水平与收入是否相符都不难察觉。但从官员落网的方式上，内部监督的比例极小。

　　两种心态造成了这些现象，一种是井水不犯河水，抱着平时也在打交道的“同袍之情”，抑或见怪不怪的心态，压根不会往揭发监督上想。一种是华亭、萧县这类窝案，自上而下的腐败，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以至于有些参与者最初的动机不过是为了不脱离“组织”。

　　不管出于哪种原因，这种对腐败行为敏感度低、宽容度高的不正常官场文化，的确为包庇、掩盖，乃至腐败泛滥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反腐败要有制度建设，也不可忽视官场文化建设。（付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