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隐私保护，应从个人的诉讼维权，走向行政机关对于掌握公民信息的企业、机构的日常化的严格规范、监管。

　　据报道，近日，苏州申通快递公司将已满保存期、重达近2吨的180万张快递单，交给苏州市保密局统一销毁。政府保密部门销毁快递单尚属全国首创。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里，人们在使用社交媒体、网络搜索、网络购物时，在网上网下遗留了海量的个人信息印迹。这些个人信息一旦被恶意收集、整理乃至泄露，将造成大规模的灾难性后果。所以，在“大数据时代”里，隐私权已然从传统意义上的个人隐私，发展为对个人信息全面的保护；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也从个人对个人的个案侵权，演变为不良企业、机构对于海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恶意筛选、使用。

　　个人因为乱扔快递单，导致凶手上门，只是个案；而一些快递公司人员在网上公开叫卖快递单，俨然成为黑色产业链。所以，对公民个人信息也要从私权保护，走向公法保护；从个人诉讼维权，走向行政机关对于掌握公民信息的企业、机构的日常化的严格规范、监管。

　　近年来，中国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的举动可圈可点。2009年《刑法》修订，非法获取、泄露、贩卖公民个人信息正式入罪，这几年大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受到法律严惩。2013年2月，我国首部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正式实施。该《指南》借鉴了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等外国立法的规定，比如，收集信息要征得用户同意；只能收集“能够达到已告知目的的最少信息”（“最少够用”原则）；还明确了对个人信息“用后即删”的原则。

　　这次苏州政府部门监督销毁企业的快递单，即是对“用后即删”原则的应用。这也不是苏州一地的心血来潮，今年初，北京市公布的《快递服务规范与安全管理办法(草案)》中也规定了快递单要“定期销毁”。

　　应该说《指南》确立的多项个人信息保护原则，适应于“大数据时代”，但它毕竟没有法律的强制力。所以，当务之急在于加快立法。早在2008年《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已呈交国务院，之后的立法工作却明显慢了下来；现在应加速《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将多部部门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零星规定，整合于一部法律中。

　　其次，行政机关要积极监督落实《指南》中保护个人信息的规定。比如，一些社交、购物网站在注册时，要求用户填写家庭住址、绑定手机号，这有悖于“最少够用”原则；还有的企业在获取用户的信息时，没有明确信息的具体使用范围，让客户签下“空白授权书”，然后滥用“数据营销”，导致用户不堪其扰，甚至不经同意就将个人信息披露给第三方应用。再比如，对客户个人信息“用后即删”的原则是很明确的，但这么多家快递企业、网购公司乃至金融、教育机关有多少真正落实了这一规定？这方面公民往往没有话语权，又鲜有行政部门对此进行严格监督。

　　在“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权的地位日益突显，旧有的私权保护往往无能为力，所以政府的公法保护必须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