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崔各庄艺术中心面临强行拆除的消息成为艺术圈里热论的话题。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早年圆明园画家村的画家被驱逐，798艺术区演变为闹市，以及之前一些艺术家聚集区遭遇拆迁的同类事件。这些艺术区的形成，并非源于人为刻意的规划，虽是很小很偏的角落，却是一个城市想象美好事物的前沿。

　　遭遇拆迁的艺术家尹欣在博客中称，不久前刚把崔各庄艺术中心的Yin collection收藏空间装修一新，在将空间的照片发在脸书之后，立刻引起那些还停留在早年印象中的法国艺术界朋友的羡慕和赞叹。空间的主人正兴奋地设想着如何让他们一睹艺术时尚的现代北京，筹备在这里举行中法建交50年的诸多纪念活动，转眼间却要面对被认定为违章建筑，最终要强制拆迁这一活生生的现实。姑且不论问题的责任究竟是管理者先前的决策失误导致契约无效，抑或是还有其他复杂的原因，这样一些艺术创作者，甚至不能在一个城市的边缘找到一片立足之地，表明我们仍然需要思考城市的繁荣为何伴随着艺术和文化的生存空间的逼仄，并找到行之有效的改善之道。

　　其实，从艺术区的过往历史来看，艺术家的被迫迁徙，城市规划、商业利益与自然形成的文化空间的冲突，乃是现代社会不得不遭遇的现象。艺术创作者不可避免地要寻求租金低廉并且宽松自由的创作空间，然而当艺术家们将一片几乎没有商业价值的区域变成具有创意的人文景观时，总是会引来嗅觉敏锐的艺术商人，随之而来的便是商业开发，艺术家不得不寻找另一个落脚之处。然而，艺术区的自然的形成、繁荣和衰落，并不令人惋惜，它即便凋谢了，客观上也早已为城市重塑了文化景观。令人讶异的是人为对于自发自然状态的艺术创作的干预，不是静待文化创作的孕育，而是直奔完全把真正的艺术文化排斥在外的主题。

　　关于艺术区的拆迁，早年就已经有很多人表达关切和改善的意见，尤其是一些艺术家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份也在公共政策的层面提出过建言，其中主要的意见就是希望管理者可以为真正从事艺术创作的人、非商业化的艺术创作提供支持。显然，这些建言并未完全落到实处。

　　当我们诉诸公共的政策来解决文化的问题，如果要付诸实行，价值标准的问题就非常突出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以艺术区的建言而言，直接导致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判断谁在从事真正的艺术创作？

　　在类似的问题上，国外的做法一般是由某种权威性的艺术委员会来决定。例如巴黎为了吸引艺术家，由市政府为艺术家提供一批廉租工作室和平价工作室，租给艺术委员会评选出的符合标准的艺术家。然而就国内的情况而言，我们还不具有普遍说服力和权威性的艺术委员会，来保证政策实行的公正。一部分艺术家也排斥艺术权威的想法，并嗤之以鼻。这一状况并不意味着问题是一个死结，反而会显示出问题的病因可能在于何处。我们可以看到国内那些最有声望的艺术家，以及兼具艺术修养的管理者，最有资格组成艺术委员会的人物，少有对价值问题的担负，不愿或不能为真正的艺术创作背书，甚至于滥用多元开放的态度，宣称没有所谓的真正的艺术创作。如此这般，我们如何可能期待他们会为真正的艺术创作发声，寻求对问题的实质改进？

　　艺术区沦落，艺术家甚至会缺乏一个简单安定的环境，不只是我们这里才有的问题，而是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普遍困境。我们问题的独特性在于人为地加剧这种困境，一面是艺术家如星星之火般寻找可以萌发的角落，一面是城市不留余地要排斥自然的文化痕迹。如果说文化艺术的繁荣复兴是一种奢谈，一个城市该怎样为寻求文化艺术的人们留有一片安静的空间？

　　（李大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