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多地暴雨成灾并酿人员伤亡，辽宁、黑龙江等省也遭遇洪水袭击，今年的水灾集中在立秋后，来势凶猛。中国各地都有灾害应急机制，它们在转动起来，但舆论的满意度不够高，批评声四起，网上还流传开围绕水灾的不少谣言。

　　当前最重要的是救人和抢救财物，但安抚舆论也是重要的。事实上，各地的灾害与应急预案都是针对生命和财产抢救的，如何在舆论上“应急”通常是这类计划中的薄弱甚至空白处。地方基层官员能真正理解舆论真谛的并不多。

　　广东普宁等地的救援正在展开，但舆论愿意在大灾之下共唱“抗灾主旋律”的时代结束了。媒体更愿意聚焦灾情的严重性，批评政府救灾工作中的种种漏洞。这是媒体的天性，它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得以不断释放。

　　中国官方应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灾害突发时舆论应急指导方案，帮助各地方政府在重要关头与媒体等舆论平台沟通。这种沟通的成功与否将极大影响灾区民众的士气，也会影响救灾及灾后重建能否顺利展开。

　　在一个具体灾难中，舆论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救灾永远应被置于最高位置。但舆论有极强传导能力，一场灾害中人们的情绪会“残留”到其他与之不相干的灾害中，逐渐形成同一种舆论倾向的惯性。到这时再同舆论沟通就变得很难，“不那么重要的事”就有可能变成某种突出的挑战。

　　现在灾害到来时，社会的绝大部分反思都集中在政府的反应能力上。这是有道理的，政府是公共救灾力量的主体，把它的赈灾责任往高处定义既符合中国的传统，也符合我们这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

　　然而同时要看到，在实际救灾中，公民个人的自救能力在第一时间是无可替代的。再强大的政府救援也需要展开的时间，而自我力量永远伴随着我们。自救能力强的人显然多一分安全，这在发达社会受到舆论的高度强调，在我们这里却被对政府的各种要求和批评冲淡了。

　　自救能力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同时也是不均匀的，比如老人和孩子的自救能力不可能与成年人一样。但加强公民个人自救能力的训练无疑是中国社会急需补上的环节，它需要同政府完善救灾的应急机制获得舆论的同等重视和督促。

　　很多灾难中人员伤亡原本可以避免，政府工作的不到位和个人关键时刻处置失当都可能是悲剧背后的原因。政府对一些灾害预估不足，个人的预断和行为失误更容易发生。比如大水来时及时离家弃车非常重要，但什么样的危险才意味着必须做这种舍弃，多大的安全量才是恰当的，现实中很多人因为难以准确判断而表现出致命的犹豫。

　　发展中国家的灾难中死伤人数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个人自救能力的不足，政府能力的欠缺只是这种悲剧的原因之一。客观而言，中国官方的救灾能力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但中国的水灾中死亡人数还是比较多，这当中基础设施差是重要原因，个人第一时间的自救能力不足也是一个因素。

　　中国需要补的课太多，政府和民众无疑是抗击年复一年各种灾害的共同体。实事求是看清我们的问题，从多个角度逐渐夯实我们防灾减灾的实力，我们终将变得更强大些，也更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