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作为中东北非巨变的主要标本，不仅仅会带来地区形势的连带效应，还有对社会转型的先验之痛。

　　自8月14日清洗行动以来的血腥一周，使埃及持续了两年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彻底脱离了轨道。响彻开罗的枪炮声，以及埃及过渡政府“依法解散穆斯林兄弟会”的动议，显示出，从政治层面到社会层面，无序的因子都在快速复制着。最近两天，对埃及博物馆的洗掠和对埃及警察的火箭炮攻击，即是如此。在武力代替对话成为主流政治语言后，埃及将去向何方？

　　武力或许可以恢复街头秩序，但却无法恢复政治秩序。2011年推倒穆巴拉克时，埃及存在一个明显的政治联盟。这个政治联盟是埃及转型的主要驱动力；2013年7月推倒穆尔西时，埃及政坛的对立性已经覆盖了转型应有的共识性，但是因为世俗派、穆斯林爱资哈尔教、科普特基督教和军方立场一致，转型的动力还未完全衰竭。但时至今日，埃及转型已无驱动力。世俗派领导人巴拉迪的辞职，和穆兄会被逐出政坛的前景，事实上令埃及主要的政治架构设计者离开了舞台。

　　在社会层面同样如此。曾经在开罗解放广场共同欢呼强人政治结束的那些人，在过去的一年，已经因为意识形态的隔膜而分道扬镳。如果说他们还有共同点的话，那很可能就是对无政府主义的崇奉。良性政治就此变得原子化。

　　各派政治力量必须对于新政治形势作出评估，选择自己的道路，还需要面对因为枪炮声而导致的内部分化。转型两年来低迷的经济形势，渐趋耗尽的国家外汇储备和高达40%以上的失业率，已使那些受冲击最剧的青年人，对于政治和解、路线图等制度设计失去了耐心。他们的愤怒，今天对准的是主政者，明天则可能是内部的上层。

　　可以说，2011年强人政治结束后曾经带给埃及的种种演变可能，都已失去时机。埃及的转型进程已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军人政治的回归。

　　对外界而言，埃及作为中东北非巨变的主要标本，它的现实演变不仅仅威胁苏伊士运河安全，而导致油价波动，不仅仅会带来地区形势的连带效应，还有对社会转型的先验之痛。

　　（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