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1日，律师吴有水向全国31个省级计生委、财政厅寄出快递，申请要求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收支及审计情况。如今一个多月过去了，对吴有水的申请进行了回复并公开了相关信息的有10个省份，数据显示：10省份2012年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不完全统计高达约100亿元。

　　100亿！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如果考虑到还有21个省份或者完全没有理会公民的申请，或者虽然进行了回复却拒绝公开信息，全国社会抚养费每年的征收总额所达到的水平，只会愈发令人咋舌。

　　其实，在社会抚养费所有看点中，对其庞大金额的猜测只是很小的一个点而已。这么大一笔资金，究竟流向了哪里？是不是如其名称所标示，用于对超生婴儿占用社会公共资源的补偿？……类似的疑惑促使吴有水发出了信息公开的申请，而这样的疑惑同样困扰着更多的人们。

　　毫无疑问，不论是依照信息公开条例还是李克强总理关于政务公开“要向民众说真话交实底”的要求，公众的疑惑需要得到权威的解答。但10个省份草草提供一个数字的做法已经无法让人满意，其他21个省份的不屑则更涉嫌违法，对此舆论和法律的双重逼问都不可或缺。

　　然而需要知道，即使弄清了社会抚养费的去向之谜，这仍然不过是缠绕于社会抚养费之上的争议之一罢了。

　　一个事实是，社会抚养费自诞生之日起，就激起了强烈的争论。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该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当时的国家计生委给出了征收的理由，“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社会抚养费的上述官方定义无法解释，同为超生人口，何以会以父母不同的收入水平而收取不同标准的社会抚养费，也无法回应“超生人口所需的资源并非由社会免费提供”的质疑，更在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上陷入了窘境：如果超生就要额外缴纳一笔费用，岂非表示其一出生就是社会之负担？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的尊严和地位在哪里？……而随着失独者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人们在为失独者境遇悲悯的同时，也把目光聚焦到了社会抚养费上，因为按照社会抚养费收取的理论，失独者家庭当初无疑是在为社会抑制自己的需求，现在面临绝地，国家是否应该以部分社会抚养费给予资助？

　　尽管社会抚养费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昭然若揭，但在支持者眼里却似乎功劳甚伟，来自计生部门的人士坚称，正是因为社会抚养费的存在才遏制了部分人群的超生势头，使中国的生育率几十年来始终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但这一点辩护同样遭遇了质疑，来自媒体的报道显示，一些地方为收取社会抚养费“放水养鱼”。热衷“罚款”、漠视“超生”的现象显示，社会抚养费对遏制超生的贡献实则相当有限。更有学者认为，由于社会抚养费的收支从来没有纳入正规化、法制化轨道，从而意味着在社会抚养费的征收过程中生长出一个既得利益群体，而由于这个利益十分惊人，利益群体乃至不惜人为提高出生率数据，夸大人口增长的速度以及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以此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

　　自计划生育成为国策至今，中国的人口形势出现了深刻的变化，针对这种变化，人口政策应该如何调适，学界众说纷纭。众所周知，政策调适的依据缘于对人口数据真实而客观的把握，而如果因社会抚养费而滋生的利益群体力量强大，其维护既得利益的意志又十分坚决，又如何指望其为人口政策调适提供真正富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中国社科院《2013年法治蓝皮书》建议，逐步取消社会抚养费制度。按照该建议，取消需要一个过程，而现在是不是该从基本的信息公开开始，为最终的取消而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