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陕西省富平县爆出了惊人的“产科医生贩婴案”。该县妇幼保健医院的产科副主任张淑侠,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利用职权之便,多次以新生婴儿有病和难以养活为借口,在劝说家长同意“放弃”后将其贩卖。被骗者多与张淑侠是同学、同村关系。也就是说,“熟人”都被这名医生卖了。事实上,该医院有贩卖新生儿嫌疑者,不止张淑侠一人。截至8月8日,当地警方已接到相关报案55起,其中涉及嫌疑人张淑侠的达26起,警方已立案5起。

　　在震惊愤怒之余,人们更多的是陷入困惑:不是说“出门靠朋友”、“熟人好办事”吗?熟人怎么反倒这么冷酷无情?这“杀熟”到底是怎么回事?职业道德如此败坏,基本的社会信任难道都毁了吗?在国家医院里,“杀熟”又是怎么成为可能?是什么性质的制度漏洞导致了如此这般的权力滥用?

　　事情涉及信任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任,是建立在“人情信任”或“制度信任”的基础上的。在传统社会里,由于流动性和制度化程度比较低,“人情信任”成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信任形式。随着流动性和制度化程度的提高,“生人社会”逐步代替了“熟人社会”,生人之间的社会信任只能靠“制度信任”来保证。但是,在“人情信任”惯性大且“制度信任”由于配套规则缺位而不充分的情况下,社会信任就出现了“人情信任”和“制度信任”混合共存的状况。

　　本来,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平常事情,通过一般的社会安排就能顺利完成,但许多人却总是“不放心”,而选择采用特殊的人情安排。也就是说,制度运转的不畅导致了制度信誉太低,这反过来又导致,对制度运转相对通畅的事情,人们也习惯于用“人情信任”来解决。这就是“信誉-信任-信心”因果链的奇妙之处。欺诈熟人往往就是在“人情信任”惯性较大的情况下发生的。

　　“道德机会主义”冲动

　　“产科医生贩婴案”中“杀熟”现象的发生,存在着三方面具体原因:一是“道德机会主义”的冲动,二是“熟人社会”的不稳定性质,三是“制度失灵”和“权力滥用”的背景。

　　“道德机会主义”冲动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唯利是图的人不怕风险而作奸犯科,其故事或案例经过各种渠道传播开来之后,就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在这个过程中,最可怕的是一种“恶性攀比心理”的常态化,这不仅包括“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和“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更包括“别人都杀人放火了,我小偷小摸又算得了什么?”的扭曲心态。在一些“坑蒙拐骗”的人那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隐蔽和阴暗的道德观: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被称作“本分”,不是因为其本身堂堂正正,却是因为别人杀人放火,自己不过是小偷小摸。

　　这种扭曲的道德观导致了“有好处先捞”和“顾现在不顾未来”的“短期行为”,如果再与个人潜意识中的“犯规心理”和“反契约意识”相结合,就会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不良行为找外部借口,就会更倾向于“铤而走险”和“置底线道德于不顾”。

　　张淑侠在贩卖婴儿之前,就有过在私设接生诊所内接生后收取人家400元的事;在犯案过程中,她还向人索要100元的“处理费”,收下了人家送的“50斤面粉,还有一大袋馍馍”。一个人贪小便宜到如此地步,在卖掉一名男婴能得2.16万元的诱惑面前,她岂能不彻底疯狂?

　　如果说“信誉-信任-信心”是社会信任问题的因果链,那么,在“道德机会主义”这里,“信仰-信念-信用”便是作奸犯科者的驱动链。正是因为一个人的信仰里除了“实利主义”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如“天谴”或“报应”),他/她才会完全沉溺在“拜金主义”的信念里,而不怕自己毫无信用。当然,信用可以装点出来,欺诈熟人的“杀熟”就是自我掩盖的手段。

　　被“杀”的圈外熟人

　　一般的理解,是把民间社会大致分成“圈内社会”与“圈外社会”。可实际上,“圈外社会”是“生人社会”,“圈内社会”却可进一步细分成“熟人社会”和“亲人社会”。所以,“熟人社会”介于“生人社会”和“亲人社会”之间,具有“亲密化”和“生疏化”的双重特征。一般人不大注意的是,决定“熟人社会”是偏向“亲密化”还是偏向“生疏化”的,是交往关系本身的一些具体特征。

　　一般来说,人际交往关系包括“一次交往-重复交往”、“间接交往-直接交往”和“单一交往-多样交往”三个方面。如果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偏向于一次交往、间接交往和单一交往,那么,熟人关系就偏向于“生疏化”,这样的“熟人社会”也就更接近于“生人社会”,这样的熟人其实是“圈外熟人”。相反,如果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偏向于重复交往、直接交往和多样交往,那么,熟人关系就偏向于“亲密化”,这样的“熟人社会”也就更接近于“亲人社会”,这样的熟人就是“圈内熟人”。

　　显然,“杀熟”现象就是在熟人关系更偏向于“生疏化”,更偏向于“一次交往、间接交往和单一交往”的情况下发生的。“杀熟”往往是杀“圈外熟人”。在“产科医生贩婴案”中,被骗者“多与张淑侠是同学、同村关系”,其中包括张淑侠小学同学的儿媳妇、初高中同学的儿媳妇、熟人的堂弟媳等等。接生本身就接近“一次交往”,加上这些关系又都是“间接交往”关系,而中间人也往往与张淑侠是“单一交往”,即便其中有逢年过节也走动的亲戚,其交往关系显然也更倾向于“礼仪型”而非“重复型”和“多样型”。上述情况非常符合“杀熟”的基本条件:足够熟悉却不足够了解。

　　熟悉则不防,不防则“被杀”。“杀熟”利用的正是“人情信任”的惯性心理,这种心理定势,一方面是对“自己人”的信任,另一方面则是对“生人”、“外人”的不信任,即“信任过度”与“防范过度”相互加强,“套近乎”和“歧视欺生”相互对应。结果,“互惠的急切心理”导致了“亲熟模糊效应”,熟人之间便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幻觉”中进入了情不自禁的“杀熟圈套”。

　　在其中一起案件中,被骗者也曾发现蹊跷,但却因信任而没有深究。具体情景包括:张淑侠抱着婴儿走出医院住院部时,还与孩子父亲打了照面;张淑侠用很凶的语气对产妇的婆婆(即张淑侠初中同桌,介绍该产妇来该院生产者)说,孩子胳膊和腿都断了,你不看,心里不难过,你看了,回去老难过;产妇听到哭声,想看孩子,却遭来张淑侠一阵恶骂;张淑侠给两个孩子的嘴巴进行清理(可如果已经决定不要孩子了,又何必要清痰呢?);张淑侠拿来五六页纸让产妇签字,说找不到她的丈夫,而其丈夫在产房门口没有挪步;张淑侠急冲冲进病房,让产妇赶快出院,说9点医院要查房,如在9点之前出院,可少交一笔钱;临走前,其他医生建议产妇办出院手续,张淑侠却说,不用管,赶紧走,车都找好了,等等。如果是生人,张淑侠绝不可能如此为所欲为。

　　正是过度信任导致了受害人心理不设防,人的心理防线垮了,警觉意识就溶化在“人情信任”里了;在别人的陷阱里乖乖就范时,心里给自己的暗示还依然是“熟人还能骗人吗?”同样的心态也发生在传销、保险推销、证券推销、兼职猎头、售房推销、淘宝店商品推销,甚至是记者爆料等事情上。

　　“杀熟”中的“短期心理”,往往使本来有重复交往潜力的关系也变成一次交往的关系。在“财迷心窍”或“鬼迷心窍”的极端情况下,“杀熟”甚至演变成“杀亲”,出现“兔子专吃窝边草”的悲剧。

　　制度缺失导致滥用权力

　　但是,如果制度没有漏洞,许多“杀熟”事件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在“产科医生贩婴案”中,按规定新生儿的病情确诊应该由儿科医生来判断,产科大夫无权下论断,可张淑侠却一切包办了;还有,如果孩子要被带离医院,必须要有3个以上值班医生签字,而数起案件中值班医生皆未履行职责;产科主任高文平称,自己和张淑侠同为副主任医师,两人分工不同,业务上以张淑侠为主,而高文平主要负责行政事务,“业务上的一切活动到她那到头了,她的指示是最高指示”;事后,被追责的医务人员甚至颇为不平地说,下属怎能挡住领导的行为呢?最后,放弃治疗新生婴儿的处理有什么应该履行的正式程序?

　　张淑侠能够滥用权力,显然是制度漏洞和散漫习性为她开的绿灯,是相互制约的缺位给“杀熟”开了大门。没有这种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似曾相识的“制度失灵”,张淑侠就无法如此随意地利用他人的信任和羞耻心理而“靠山吃山”,这当然也是该院院长和分管医疗工作的副院长等3人已被免职的原因。

　　(方绍伟 作者系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