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首报“万宁校长带女生开房”的新闻，海南记者杨琼文近日被供职的《南岛晚报》辞退。《南岛晚报》方面证实，万宁有关部门找到报社领导，谈了一些对“校长开房”被曝光的看法，随后报社希望杨琼文“写一份辞职报告”。

　　杨琼文率先披露“校长开房”丑闻，被认为给万宁抹了黑，当地有关部门对他万般痛恨，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从报社搞走”，要砸掉他的饭碗。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杨琼文辞职实为“被辞职”，而且这与他首报“校长开房”新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他因揭露当地丑闻而受到有关部门打击报复，这个事实是可以认定的，打击报复者对此是无法赖账的。

　　近些年来，记者因舆论监督而受到打击报复之事时有发生。概括起来，记者被打击报复一般有三种情况，其一是直接对记者施以暴力手段，这种情况有时发生在记者调查采访过程当中，有关人员为阻止记者采访，悍然对记者大打出手；有时发生在舆论监督报道刊播之后，有关人员或为泄愤，或为阻止记者进一步报道而对记者施暴。第二种情况是，有关方面或直接出面，或通过职能部门向记者所在媒体施加压力，迫使媒体对记者作出处理。第三种情况是，有关方面拿着显微镜和放大镜，在记者身上寻找突破点，甚至极尽编排之能事，以司法手段把记者构陷入罪。

　　上述三种情况，均可从近年来记者被“打”事件中找到相应案例。杨琼文此次“被辞职”，在第二种情况中堪称典型，他所供职的《南岛晚报》尽管被迫将他辞退，却敢于证实“万宁有关部门找到报社领导”等事实，相当于表达了报社对此事的态度。“被辞职”的杨琼文成了一名受害者，他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记者因舆论监督而受到打击报复，面对不同的“打”法，记者维权也有不同的渠道。如果是第一种“打”法，因暴力打击涉及人身伤害，性质认定比较简单，轻微者可按治安案件处理，严重者可以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追究施暴者或唆使施暴者的刑责。如果是第三种“打”法，因司法手段具有特殊的强制力，记者一旦被构陷入罪，维权的难度会变得非常大，维权成功的案例十分少见。

　　杨琼文面对的是打击报复中的第二种“打”法，较之第一种“打”法，他可以免受皮肉之苦；较之第三种“打”法，他所受打击的性质轻微许多，维权难度也要小一些。首先，他“被辞职”属于劳动纠纷，他可以向劳动部门求助，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直至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等等。其次，杨琼文作为新闻工作者，因正常的舆论监督报道受到打击报复，他可以向地方新闻主管部门和新闻工作者协会求助，主管部门、记协有责任和义务为他撑腰，向他提供必要的维权帮助。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向有关方面施加压力，以缓解、消除他们对《南岛晚报》施加的压力，让《南岛晚报》收回成命，让杨琼文重回记者岗位。

　　揭黑记者遭受打击报复，当事人和舆论往往更多诉诸道德义愤，而较少从现实条件和操作层面，认真考虑如何依法维权、理性维权。杨琼文“被辞职”事件发生后，各界对他的遭遇抱以无限同情，对打击报复者予以严厉谴责，他需要得到各界的大力声援，也需要得到切实有力的维权帮助。杨琼文们获得社会舆论的道义支持之后，还应当收获实实在在的维权成果。

　　（于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