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是公民私权利，公民可自行维护权益，政府没必要设定行政处罚意义上的抽象“保护”条款。

　　2013年8月1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一部名为《河南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的地方性法规。这本来是则不太引人瞩目的地方新闻，然而，由于第二天上海法官集体招嫖事件有关监控视频在网上曝光，这部《条例》中对于“传播监控视频”的禁止性规定及其高额罚则也引发了公众的热议。

　　平心而论，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初衷不可谓不良善，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嘛！隐私权保护关涉到公民个体的形象、尊严与人身、财产安全，无论怎么强调似乎都不过分。

　　然而，公民的隐私属于私领域，隐私权也属于私权利。公民如果自觉隐私权受到侵犯，可以依据《民法通则》、《侵权行为法》等法律法规自行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益。

　　对于公民的隐私权，不必要也不应该设定行政处罚意义上的抽象“保护”条款。换言之，违法不等于犯罪，可以由公民个人去主张、争取和维护的民事权利，政府不必要也不应该越俎代庖。

　　在上海法官招嫖事件所引发的轩然大波下，网民对于《条例》的追问——“这样的规定究竟要保护谁？”还显示出了一种恰如其分的敏觉。因为：政府对于“侵犯隐私权”这种民事违法行为设定行政罚则，尽管是以保护一般公民之隐私权的名义，却可能在实际上维护了原本就不受节制的公权力，变相“保护”了某些贪污腐败的官员，使其免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

　　在公权力仍未受到有效节制的背景下，我们尤其需要呵护社会公众的宝贵的监督精神与监督渠道。以上海法官招嫖事件为例，正是因为网络曝光了相关监控视频，群议汹汹之下，有关部门才开始重视并启动了调查惩处的程序。这说明，当体制内的监督渠道不畅时，“传播监控视频”的社会效果是正面的。

　　以保护隐私权的名义对类如“传播监控视频”这样的“民事违法行为”设定行政罚则是不合适的。

　　隐私保护与社会监督，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法理原则与价值主张。公民的隐私需要保护，政府的权力需要监督，孰轻孰重，需要在个案中进行原则性的权衡。泛泛而论，隐私权保护理所应当，但对于官员来说，其“隐私”的边界因其所占据和保有的公权力而理应受到合理的限制，社会舆论和一般民众也有权对他们的日常作为进行监督。

　　（刘显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