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王伟宾

　　近日有媒体报道，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中被撤销党内职务的临汾市委原书记夏振贵，以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身份出席了一个公开活动，这一消息也得到了山西省委统战部官员的证实。从2009年开始，舆论对官员问责制度的关注焦点从“下台”转为“上台”，许多落马官员悄然复出，甚至官级得到提升。（详见今日《河南商报》A03版)

　　多年来，我国反腐风暴风起云涌，官僚腐败也表现出“奸诈和神通”，不是官员被免成了享受式的“带薪休假”，就是就地或异地悄悄复出。夏振贵提拔似的复出，就是众多被免职官员复出的典型缩影。

　　关于被免职官员的复出，可以说没有最牛，只有更牛。山西因黑砖窑事件被免职诸多官员就地复出，因三聚氰胺事件被免职官员规避民众聚焦异地复出，因华南虎事件被免职官员“带薪休假”，都是我国地方畸形吏治的畸形手笔。如此违规违法违纪成本太低，并且“有了毕姥爷，不怕不复出”，官员当然有胆量以身试法。

　　每次被免职官员复出被曝光，有关吏治部门都回应“符合规定”，无不引起公众质疑和民怨高涨。这个“符合规定”其实不过符合了“病规定”而已。我国吏治法规制度并不少：既有《公务员法》横刀立马，又有各种《条例》大兵压境。之所以“委而去之”，舍制度而不用，不过是因为“制度松紧”如同任意揉捏的橡皮泥，比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免职一年以上可以复出，“实绩突出”也可以复出等。这些复出基本都是权力说了算，并没有多少民众意见。因而“关系一好，处分尽消；权力抬手，复出即到”，严格的吏治轻而易举就会被权力与被免职官员的“二人转”给转晕了。

　　官是公众的官，官员能不能复出，公众最有发言权。多年来，官员任用考核权很少直接交给民意，官员带病提拔、刚免职就复出等屡屡上演，这是吏治的“硬伤”。我国所有法规、制度只是把民众“考核干部任用权”象征性地表述，没有刚性规定，可操作性几乎为零，这就给权力“看人下菜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符合规定不符合民意的复出，就这样炼成了。

　　免职官员不仅要合程序规定，更要合民意，这才是我国法规、制度的核心宗旨。这就需要立法对官员复出制定可操作的刚性法规，放大民众对干部考核的参与权、监督权、任用权，进一步加大违法成本，让免职成为免薪、免待遇、免乌纱、免岗的代言，切实依法把被免职官员的复出权交给民众。有了这种民意考核官员的制衡机制，被免职官员就不会享受“带薪休假”，更不会被“拍脑袋”带病复出。（职员 童克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