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中国对“腐败”和“反腐败”的认识，呈现出一个阶梯式的过程。“现在大多数‘裸官’已经出不去了，能出去只是个别现象”，反腐专家李永忠表示，“有关部门对‘裸官’都会进行记录和采取一定监管措施，现在想跑出去很难了。”（8月2日《第一财经日报》）

　　即便“大多数‘裸官’已出不去”属实，但从有效治理“裸官”以及预防腐败的角度来看，仅止于“出不去”，只能算一个阶段性成绩，还远远不是真正圆满、具有“大功告成”性质的“裸官”治理成果。很明显，要想彻底实现对“裸官”的有效治理并避免由此带来的腐败风险，重要的，不是仅仅做到“大多数‘裸官’出不去”，而是进一步充分做到“裸官”“裸不了”，让其难以源源不断地出现。

　　要做到这一点，从制度反腐角度看，显然要有赖于两个方面制度的构建。一方面是，构建能够确保让“裸官”充分、及时暴露，被置于阳光之下的公开监督制度，如包括官员财产、家庭成员状况在内的信息公开制度。凭借这样的制度，一旦官员成为“裸官”甚至出现“裸”的苗头、嫌疑，便能被及时察觉。

　　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构建能够彻底杜绝“裸官”可以“裸体”上岗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如明确规定，凡是配偶、子女等主要近亲属已获得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的官员，一律不得担任各级“领导干部”，甚至干脆不得做“国家公务员”。这样一来，“裸官”势必会彻底失去滋生的土壤，或者根本没法不被察觉地“裸”，或者一旦“裸”了便无法继续做官。

　　尽管“大多数‘裸官’已出不去了”，但目前我们显然缺乏上述两方面的完整制度。比如，舆论呼吁已久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仍处于“只闻楼梯响”的“难产”状态。而在禁止“裸官”做官方面，虽然此前一些地方已出台过相关规定，如“‘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但这类规定的力度很有限。其一，仅是地方性规定，而不是普遍性制度；其二，禁止的范围仅限于“党政正职”，没有涉及更多的职位。

　　或许应该承认，“裸官”并不一定等于贪官，但更应该意识到，“裸官”离贪官的距离确实很近、成为贪官的可能性确实很大。针对反腐败，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作为反腐败重要环节之一的“裸官”治理，显然也须遵循这样的反腐原理。除了让“大多数‘裸官’出不去”，还应进一步形成“不敢裸、不能裸、不易裸”的全面“反裸”机制，确保将“裸官”也“关进制度的笼子”。　（职员 楚一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