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江中下游等广大地区连日酷热，中国气象局启动最高级的高温Ⅱ级应急响应。中国多年来抗洪抗旱抗地震，“抗高温”通常只局限在“单位”的层面，几乎没成为过国家级别的有组织行动。然而舆论对政府的期待显然在上升。

　　近日高温在数十个城市创下新的历史纪录，日常生活因此受打击最多的都是各地弱势群体。尽管极端高温是躲不过的自然现象，但没有清晰的责任人时，政府就要为舆论的不满接盘，这已经成为时下的一种“规则”。

　　虽然把高温当成旱涝或地震那样的天灾来对付，并为此调集大量资源不现实，也未必恰当，但这段时间里政府采取应急民生措施动作还是太慢了，落到了舆论的后头，这令人遗憾。

　　中国人对极端高温天气的忍受度大大降低了，对防暑标准的要求则提高很快。政府如果预案不足，行动不力，那么高温酷暑问题也有可能因某个具体突发事件朝政治方向转化。

　　一些地方安排公务员在高温天气里缩短工作时间招来批评，杭州地铁被传为防止社会人员聚集纳凉而关闭空调，这些报道已经聚集了舆论的部分情绪。

　　各地的防暑降温资源远未得到充分利用，只要群众路线的方针与抗高温行动真诚串联起来，各地政府的相关反应一定会更快，调集资源防暑的积极性会更高。这不是很难做的事，重要的是想没想到，以及对该不该行动的判断。

　　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纬度偏高，夏日平均温度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他们对高温基本不做政府设防，是民众各自想办法，出了问题人们也大多不会想到“怨政府”。但发达国家这方面的做法不宜作为中国的参照。

　　南亚及非洲国家很热，但那些国家大多比中国落后，公众对政府帮助他们抗高温难有期待，忍受力极强，因此高温在他们那里停留在气象问题上，这种情况也不能拿到中国来做参照。

　　中国不仅是地理及气候上的过渡带，而且处在经济和社会福利发展的过渡时期。公众对“大政府”的要求表现在福利上越来越超前，这是中国的现实，很难调整。

　　目前没有足够的气象证据来预测中国今后会不会更热，在这样的不确定期，政府最重要的是根据各地实际做必要预案，并且做到反应快，及时针对突然出现的极端高温调整资源配置，帮助底层群众渡过难关，让舆论基本满意。一定要防止恶性“高温社会事件”的发生，那样的话，一件事就可能牵动全局，迫使国家做昂贵的全国性对抗高温战略部署。

　　主动多想群众，而不仅仅是在舆论的压力下采取“应对措施”，这样的防暑运动就会非常从容，成为政府联系群众、沟通感情的机会，而不变成另一个急迫的麻烦。那样的话，三伏酷暑中就会少很多抱怨声，多一些听上去就让人清凉的美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