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在上月的一个小范围座谈中说,“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谈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柳传志代表了一类企业家,主张专注商业的还有马云等,后者近日被香港媒体从对他的专访中淘出一句“很敏感”的话,但总体上马云是“远离政治”的。

　　还有另一些在政治舆论层面比较活跃的企业家,与柳、马等形成对照。互联网舆论目前批评柳、马这种类型所谓“犬儒主义”的较多,更喜欢另一类的“有担当”。

　　我们认为,柳传志的谈话有比较现实的针对性,反映了企业家的敏锐和责任感。其实做企业都离不开政治,做得越大越与政治有关,但涉入政治的态度和方式却可以完全不同。

　　柳传志和马云都堪称中国经济改革最前沿的弄潮儿,他们的企业做得很大、很成功,开创了在各自市场崛起的独特之路。他们深刻影响了相关领域的市场环境,对政府决策和产业政策的形成都产生了一定塑造力。就阿里巴巴来说,它对中国的金融等现有制度形成了触动,这些很难与政治划清界限。

　　中国经济改革整体上就无法远离政治,它的经历者们大多有着非常复杂的经验和感受。柳传志们扮演了时代最期待他们扮演的角色,中国最缺能闯过现实环境做大做强的企业家,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形成了强有力的示范,鼓舞了后来者。

　　另一类企业家更多活跃在了舆论层面,他们的企业带来的改革推动力不及联想和阿里巴巴,他们的实际政治影响力也低一个级别。他们的舆论影响力是将商业名声到舆论场上做了放大,有一定“娱乐化”,也有人认为他们这样做可以反过来帮助进一步实现商业利益。

　　我们首先认为两种做法都是合法选择,同时想强调,在任何国家,企业家都不是舆论场的主角。他们参政一般都会选择自己社会里的传统途径,而避免在社会尖锐争议的领域举旗。柳传志们在政治发言上的克制契合了世界大多数成功企业家的做法。

　　舆论不应逼企业家“政治化”,除了一些人对企业家“责任感”的肤浅理解,这还表现了另一部分人“拉阵营”的心理,是他们开展“政治斗争”的姿态。这样发展下去可真有点像“搞运动”了,对这样的“被迫站队”,上一些年纪的中国人都很熟悉。

　　企业家的责任首先是做好企业,多创造就业和税收,以自己有别于政治家和舆论领袖的方式报效社会。企业家向政治转型的情况在全世界都有,但转型的方式应当稳妥,这符合企业和社会的利益。

　　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全面的,民营经济比重在增加,国家需要加强企业家参政议政途径的构建,多为他们提供合法、有效的表达场所,增加他们的受尊重感。这样可以减少一些企业家做互联网舆论领袖的兴趣,促进网上舆论氛围的改变。

　　企业家都经历过打拼的辛酸,有过失败和成功,对社会的认识往往更深刻。他们多数在舆论激烈纷争的当下选择“沉默”和专注于商业本身,有些人是为了谁都不得罪,明哲保身,但更多人是因为他们清楚中国社会的特殊复杂,不是喊个口号就能解决问题的。所以他们选择了实干,用争取成功做出独特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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