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底，长沙市的电话公示活动曾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并颇受好评，此举在给领导干部提供密切群众关系崭新通道的同时，也为广大群众随时反映情况创造了条件。但是，近日媒体爆料说，公示的电话接听率低，有的领导甚至直接说：打错了（6月16日中国广播网）。

　　这几年，公开领导电话似乎成了地方善政的通则。从制度设计上说，公开当然是初衷良好：一来密切干群关系，倾听民情民意，沟通权力与权利；二来也是体现代议制国家权力来源的逻辑，改变“官本位”思维，有利于为官者放低身段。因此，不少论者搬出国际惯例来证明中国官员公开电话或邮箱的程序正义。

　　但从实际操作来看，往往是“一阵风”，或者“雷声大雨点小”。于是，舆论情绪汹涌，说领导要晒电话、更要晒诚意，就差单设“政治课”来谆谆教诲。这些道理，看起来道貌岸然，实属站着说话不腰疼。以例为政：山东菏泽市公布领导电话后，仅2010年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共接听的市民来电，就多达153825个。为什么数量这么多，菏泽某官员分析原因时认为，“找局长和找科长不一样”。于是问题就来了，如果本该宏观决策的领导者个个成了微观事物的“知心热线”，这不仅代偿了“12345”等职能热线的功用，更大的疑问在于：他还有多少时间忙于本职工作？

　　领导电话公开，看起来很美，但要真正“尽如人意”，离不开三个前提：一是渠道建设完善且完备，民众的诉求不至于一窝蜂地涌到“领导热线”上去；二是除了公开电话、明确领导的义务，也要公平公允地主张领导的权益，譬如该接怎样的热线、哪些时间可以拨打等，不然，24小时要求领导不眠不休、或者365天情绪饱满应对民意诉求，这本身就有点不可思议；三者，公开电话之后，还要拟定好可操作的游戏规则，譬如开会时怎么办、休息时如何处理等，如果“公开”仅仅到号码为止，接不接电话、怎么接电话，自然只能是仰仗官员不甚靠谱的道德自觉了。

　　更大的担心在于：如果权力的责任体系不够明确，该解决问题的部门不能解决问题，而不该直接插手的长官意志直接僭越法定程序，一旦“大领导能直接解决大问题”成为笃定的价值取向，那么，公开领导电话这回事，迟早要沦为“青天意识”的现代传奇——而那些被公开的“神秘号码”，不过是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拦轿喊冤”的机会而已。

　　领导电话号码上的纠结，就像政府官网上的蜘蛛网一样，只有权力上的秩序与伦理清爽起来，这些监督类、作为类的显性事物，才会少些悖谬、多些合情合理。（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