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审计署日前发布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显示，36个地区2012年底债务余额共计3.85万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增长了12.94%。专家认为，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靠举债出政绩、大肆借钱融资的做法较为普遍，这也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加，偿债压力和债务风险逐渐加大。（详见今日《河南商报》A07版）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地方债持续增长，让外界对地方债风险的爆发非常担忧。高企不下的地方债，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和化解，就会成为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会危及经济的健康发展。

　　虽然对于地方债，官方还保持着“政府性债务的水平是可控的、安全的”乐观，但现在的可控并不代表将来可控，现在安全也不代表未来安全。眼下最急迫的问题是，地方债的持续增长似乎无法控制。一方面，地方债的数量还没有明确，一些隐性债务可能没有被完全统计。假如实际数目比账面数据更大，那么临界风险就比想象的严重。另一方面，地方债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往往难以有效控制。如果用静态的数据进行动态分析，那么对于风险的防范就可能难以到位。

　　囿于地方债运作平台的不透明，地方债没有一个准确的数目，也没能实现全面有效的监控。所谓的地方债防控机制也迟迟未能构建，使得地方债处于事实上的放任自流状态，其增长趋势也无法掌控。在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地方债的增长势必难以遏制，那么所谓的安全和可控就缺乏应有的基础。

　　问题在于，地方债不能无限制地增长，一旦接近或超过危险的“临界点”，就可能会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发生难以预料的“临界效应”。依托于债务基础上的经济产业一旦动荡，金融危机就会发生，经济也会陷入衰退。事实上地方债对经济的祸害已经显现，依托于土地财政的地方债偿还，已经让房地产调控处于游离不定的阶段。房产泡沫持续增大，一旦破灭将会带来崩盘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2年两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要求，“今后所有的地方债，都必须列入财政预算和决算，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事实上，在决策、执行和监督一体的体系下，这样的制度安排很难将总量控制与风险防范很好地结合起来。

　　对于地方债的化解，不能依托于自觉和自律，而需要形成“全国一盘棋”。除了刚性的总量控制之外，还应有全面的风险分析，再配以预算法修正以及启动财税体制改革，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分配格局，让地方财权和事权更好地匹配。同时，辅以问责机制，给举债行为套上“笼头”。补上只举债不担责的制度短板，才能实现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地方债治理才能真正从“纸面”落到现实。（职员 唐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