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4月27日，两市最大“败家子”榜单公布，国企包揽十大榜单。统计显示，十大巨头去年一年亏掉了近500亿元，这边亏钱那边补，在570亿政府补贴润色之下，亏损大户在极力掩饰自身的尴尬。主业不兴，上市公司纷纷另辟生财之道，或炒股、或炒“钱”，大搞副业、捞偏门。（4月28日《北京青年报》）

　　大型国企是国有经济的支柱，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牵涉到成千上万人的工作和生计，严重亏损之下亟需政府补贴来“救急”，也是势所毕至。然而，道理要正反两面论证，新闻也需要相互对照。政府补贴可以救急却不可以救穷，大型国企可以亏损却不可以“穷”却“大方”着。

　　媒体日前报道，截至4月15日，208家上市央企在2012年年报中披露了高管薪酬，中集集团总经理麦伯良以998万元的年薪位列第一，8人年薪超过200万元。其中有24家上市央企亏损400亿。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亏损央企的管理层年薪不降反增。

　　效率和公平，是判断一般企业分配制度是否合理的两大标尺。就效率而言，员工帮助企业盈利的多少，是决定员工薪酬高低的基础，企业多赚才有员工的多拿，不该有“穷庙富和尚”的异常现象。就公平而言，企业员工的薪酬升降幅度，应该与社会平均收入保持合理差距，薪酬太低无法保障员工的合理权益，薪酬太高则突破了社会公平的底线。当前央企一边亏损一边发高薪，公然违背了效率和公平的两大底线。

　　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挑战，应对盈利下滑的趋势，对人力及其他资本进行严控，是当前央企经营无可回避的严峻课题。换言之，在经济效益红火的时候，牛气的央企必然难以在减薪问题上低头，在经济效益从“牛市”走向“熊市”的垂头之际，正是痛下决心减薪的好时机——让偏高的薪酬体系回归理性和科学，否则奢华高薪跳水的下一站还能在哪里？

　　实践反复证明，严格的监管必须来自体系外部才有实效，所以在下一步的改革中，消除央企高薪的官气和牛气，不能听任企业的自说自话，也不宜由央企的顶头上司国资委来掌握“拍板权”和监管权，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监督、自圆其说。

　　实现国有企业公平、高效的阳光运行，确保财政补贴能够贴得“不冤枉”，确保薪酬福利能够拿得合情合理，应该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宗旨，把投资、分配的决定权交还给公众，交由相应各级人大来公开讨论决定，并切实保障公众参与听证会的话语权和处分权，也切实体现资产“主人翁”对国企的所有权和处分权、支配权。

　　（许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