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善阻隔错案的司法程序机制，激活司法系统中应有的免疫力和纠错功能，还需要从立法设计和司法监督上下足功夫。

　　近日，曾两度对杀人嫌犯李怀亮作出死刑、死缓判决的河南平顶山中院，在经历一整天的庭审后，当庭宣告“李怀亮无罪，立即释放”。这一全国瞩目的“死刑保证书案”终于尘埃落定，最高法也申明坚决守住防范冤假错案的底线。

　　在本案中，由被害人家属签署的“死刑保证书”是如何诞生的？又何以进入法院的卷宗？其对该案的审判起到什么作用？很明显，这些疑问，在案件得到纠正之后，还需进一步查实。如果司法据以定罪量刑的根据不是确实充分的原始证据，而是寻求于被害人家属的“保证”，这样缺乏自信且违背常识的司法怪象，无疑值得深究。不过对于错案的分析，我们更要深入到逻辑层面，讨论纠错机制失灵的问题。

　　综观以往冤假错案的发生逻辑，几乎都有一条“有罪推定——刑讯逼供——疑罪从有”的线索。在上述错案的发生逻辑中，立法原本设计了诸多阻隔环节，例如检察机关对逮捕、提起公诉的证据审查，法院系统中二审对一审的监督等。本案中，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司法过程中早已暴露，故而才有平顶山中院对一审判决撤销并发回重审，以及河南省高院两次将案件发回平顶山中院重审。遗憾的是，这种发回重审由于缺乏足够的刚性制约，使得被阻隔的错案依然能够找到发展的平台。

　　还须追问的是，中院发回县法院重审后却揽为自己初审，其理由何在？又为何作出了原本被自己否定的一样的判决结果？高院对此类重大疑点案件，在发回重审一次不成之后，能否采取更为有力的监督方式？高院二次发回重审后，案件缘何一拖6年而没有得到监督？这一系列违背法治常理的现象，凸显出原本可以阻隔错案的环节尽数失灵。因此，如何完善阻隔错案的司法程序机制，激活司法系统中应有的免疫力和纠错功能，还需要从立法设计和司法监督上下足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