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年底开始，为了支持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申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未央宫遗址内的9个村已拆迁完毕，计划3月底前启动安置房建设。

　　从新闻来看，不仅“未央宫遗址内的9个村已拆迁完毕”，而且“已筹集12亿元作为整个申遗项目的启动资金”，但是， 与“整个未央宫遗址申报丝绸之路项目需要资金125亿元”的需求差距甚大，这显然给未央宫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路蒙上了阴影。

　　资金问题，或许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当申报者把资金问题当成唯一阻力时，似乎忽视或者有意忘记了一个真正的问题：申遗是唯一的出路吗？申遗成功是不是就意味着所有问题得以化解？如果如此投入巨资也无法取得成功，那由此产生的负担和压力又该如何应对呢？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于有前车之鉴。2007年，贵州荔波和云南石林、重庆武隆捆绑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为确保申遗成功，荔波县政府因此背负了2亿多元高额债务，但尴尬的是，目前遗产地保护正面临困境。还有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成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后，碉楼的保护竟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如今碉楼保护的资金缺口高达2.3亿元，全部1833座碉楼中只有37座被政府托管。由于资金不足，很多碉楼的维修整治进展缓慢，无法落实。

　　如此种种申遗带来的“债务窟窿”，谁都无法漠视，而未央宫遗址申报丝绸之路是否有信心走出这样的陷阱呢？

　　近年来，一些地方热衷申遗，其用意不在保护，而是为了争取国家下拨的保护经费，也有的是为了发展当地旅游产业，把文化遗产开发成一个个旅游项目，经济利益是主要考虑目标。不少地区之所以申遗，无非是遵循“投入——产出”逻辑想当然地把遗产当成摇钱树。尽管现实中不乏成功的例子，但是，那些失败的例子更应引起反思和警醒。一个简单的问题是：申遗“大手笔”离债务“大窟窿”有多远？申遗“大手笔”是保护之大,还是“生意”之大？（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