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聚社会共识，有赖重大话题支撑，这是政治精英主导社会进程之时，首要解决的问题。如何重置议题，须有足够底气和信服力，尤其是在思想观念多元，经济发展叙事不再激动人心的时期，令执政者颇费思量。

　　继2012年初幸福观大讨论之后，中央高层又擎起“中国梦”的大旗，把转换唯G D P增长观、再辩中国发展模式大讨论推向高潮。

　　其实，早在幸福议题的设置中，我们已然觉察到决策层对沿袭多年旧有增长模式的深层思考——— 我们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据此推判，无论精英与大众，对于中国单向度的经济发展路径都呈现出不满，以至李克强总理在刚闭幕的两会记者会上直陈：“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人民并不满意的增长”。

　　而“中国梦”一经提出，引发全民关注，亦反映出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憧憬以及对更深度社会改革的期许。

　　这是巨大的变化。反顾自上世纪90年代以降，我们已经很少去思考这类形而上的话题。“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业已完成一代人价值观转换。一个人成功与否、活得有无脸面、是否受到尊重，诸如此类精神纬度似乎只与财富积累的快慢相关。

　　然而历史的发展近乎诡异，就在全世界目瞪口呆地看着中国蹿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社会内部却出现了一些变量。忧虑、不安、不满乃至怨恨的情绪正有意无意地侵蚀着社会的心灵。

　　对此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尖锐批评说，“当高楼大厦、大桥公路、高铁机场等这些构成中国GD P载体的事物变得耀眼无比的时候，中国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甚至细胞，则不仅得不到生长，而且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然而这种社会病并非我们一国独有，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出现过同样的病症：

　　“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确实惊人，数字接近8000亿。但是，我们能够以此为根据评判整个国家的状况吗？G D P还应算进去空气污染、烟草广告以及战地救护车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穿梭的费用……”“我们所谓的国内生产总值，它既不能保障我们孩子们的健康，也不能保障他们所受教育的质量，甚至不能保障他们无忧无虑的快乐……简而言之，它能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半个世纪前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总统时的演讲，为当下的我们带来深思。更有意味的是，上世纪60年代，正是大洋彼岸“美国梦”的年代。

　　其实，我们更愿意把中国梦置于中国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讨论。

　　虽然在公开的社会语境中，可能时下并无任何重大话题有如“公平与正义”这般挑动公众神经，今天和改革前的社会图景对比，阶层差距的扩大与利益群体的固化，极大地刺激了这个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的国度，在暗流汹涌，情绪变幻的社会变迁进程中，大众记忆很可能在某些不受欢迎的时候照进现实，加剧社会的焦虑、愤懑和失落……

　　在社会话语方面继续担起主导作用的执政者，显然意识到光靠以经济发展为主轴的“增长共识”已经失去了令人激动的力量，必须寻找新的故事空间。

　　在此意义上，审视“中国梦”带来的公共叙事，特别富有启迪。它是如此宏大，可以装进整个国家、民族、个人共有的追求内涵。除了继续为社会经济高歌猛进提供宏阔的想象空间之外，还能在理想愿景层面舒缓大众情绪、提供精神理疗。它可以使一个单向度经济体在急速快跑中舒缓下来，调整节奏，开始思考诸如终极意义上的价值观、公民荣誉、百年梦等“形而上”的东西。最高领导层以中国梦、人民梦为题，更是暗合了我们这个民族家国一体的传统情怀。(作者供职于广东省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