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仅需要通过更大努力来诠释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合法性’，也需要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上谋划和重塑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杨洁篪外长近日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透露，中国新任国家主席将在两会结束后对俄罗斯、南非、坦桑尼亚、刚果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中国新一届领导层的外交大幕即将正式拉启，显然，从别具设计的领导人首访安排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成为未来数年中国外交的重心和亮点。

　　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发展中国家？这实际上源于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外交相应进行的“大转进”。关于发展中国家与我国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两个维度观察。

　　从经济维度看，虽然未来10年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仍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和增速都处于上升势头，未来世界市场的增量将主要来自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GDP平均增速分别为1.8%和6.2%，特别是非洲地区近年来在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世界经济的情况下仍然实现了年均约6%的快速增长。

　　从国际经济总量结构看，发达国家所占总体份额从2009年的53%降至2011年的46%；而同时期，“金砖国家”份额则从14%上升至20%。从发展趋势看，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全球趋势：2030》报告提出，到2030年传统的西方国家(美欧日)在全球收入中的比重将从目前的56%下降到远低于50%，除了中国、印度等国外，印尼、尼日利亚、南非、土耳其和哥伦比亚等现在并不为太多国人关注的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1-2013年世界投资前景认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对外投资者，它们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份额从2007年的16%上升到2010年的29%。

　　与此同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联系在过去数年中出现了令人欣喜的重要变化，两者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显著增强，共同利益基础稳步扩大，发展中国家为中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巨大动力。2011年，中国与美欧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大约是10139亿美元，与东盟、中东、非洲、拉美国家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贸易总额约为10937亿美元。由此可见，从我国对外贸易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几乎平分秋色。

　　更重要的是，我们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已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从未来一个时期看，增速和增量都还会显著上升。2001-2011年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增长7倍，而我国对南亚和西亚地区的贸易额则增长31倍，占外贸总额比率从2%升至9%。过去7年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额高于中国外贸平均增速10个百分点。从上述简要列举的几组统计数据足见我国同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增强经贸关系的巨大潜力和势能。

　　从政治维度看，能否牢牢立于并下大力气维护和巩固“发展中国家集团”是我国未来10-15年能否突破和平发展瓶颈期、实现民富国强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力量明显上升，国际力量对比朝着进一步均衡化方向发展，“西方七国”和“金砖五国”的经济总量趋于接近，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有望成为我国推进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抱团”意识也在增强，2006年以来，“金砖国家”之间外长、财长等部长级磋商机制常态化，2009年开始定期召开领导人会议，成立“金砖国家发展银行”等倡议的提出标志着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日益机制化、深入化。

　　但同时，我们不应忽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诸多重大挑战。一是大多数国家面临转型难题，发展失衡、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内生性问题十分突出，不少国家经济上开放，但相应的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严重滞后，形成“现代性梗阻”，外部世界的冲击非常容易演变为国家内部的动荡，埃及、突尼斯等西亚北非地区国家的“改旗易帜”即是明证。

　　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力图推动全球治理的“再规则化”，特别是在贸易、气候变化、能源等领域通过确立和应用新的国际规则来维护和巩固自身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新一轮规制；美国在亚太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奥巴马近期在国情咨文中宣布将展开美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些做法势必从整体上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冲击和挑战。

　　三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摩擦和矛盾有升温和更加复杂化的趋势，金砖国家有共同诉求，但各自发展面临不同的困难和障碍，彼此竞争或合作动力不足的态势难以排除；此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印度、巴西、南非这些“碳排放大户”所组成的“基础四国”与斐济等因气候变化而“命悬一线”的岛国之间的矛盾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予以应对。

　　面对上述新的形势和现实，中国外交应谋求相应的“进取”和“转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需要“重构”，这是推动中国外交战略“再平衡”、实现中国和世界机遇“互转互化”的应有之义。实际上，中共十八大报告阐述外交政策的部分彰显了较强的进取精神，其要旨包括坚定维护核心利益、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努力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发展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其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讲话中突出强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关键要看我们能否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能否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

　　然而，中国外交只有“进取”的精神还远不够，必须要有“转型”的举措加以跟进和落实。仅就对发展中国家政策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要主动正视和妥善处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难题”。1980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约2%，如今已升至约12%，从经济规模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额为206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比重不足1%，2011年我国外贸额超过3.6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超过10%。作为一个从人均收入看还不算富有、经济上也并不处于高端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投资从2000年到2011年年均增长48%，已成为全球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和对外直接投资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如今的中国，已居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承上启下”地位，一端与发达国家的高端制造能力、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等形成互补，另一端则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供应、消费市场扩展、工业化发展需求等形成对接。“承上启下”既可以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会使我们面临“前堵后追”的严峻考验。显然，中国不仅需要通过更大努力来诠释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合法性”，也需要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上谋划和重塑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