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安徽代表团的“洗脚妹代表”刘丽为农民工群体建言：因长久分居，城市农民工中已大量出现“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情况。她建议解决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3月11日《京华时报》)

　　农民工不能享受正常的家庭温暖，分居两地长期无法享受夫妻生活，这样的痒痛，正是不少流动人口的真切感受。去年，卫生部的官方数据就显示：我国有80%的外来农民工都处于性饥渴状态。

　　对于“临时夫妻”，挥舞道德大棒显然无济于事。必须承认，享受正常的夫妻生活以及家庭温暖，这是基本的人伦，更是天赋人权。但现在，这种权利沦陷了，迫使他们不得不突破道德边界寻找温暖和慰藉。

　　是谁造成了这种伦理和道德的畸变？如果是个例，或是个体人格缺陷，但普遍存在于农民工群体，或许更应该思考的是：是怎样的社会土壤，造就了这种扭曲和荒唐。

　　为了活计，农民工们不得不离开妻儿，外出务工。长期分居，渐渐让家庭名存实亡，因为它缺少基本的温暖和慰藉。如此，家庭观念难免变得模糊，当家庭责任和道德伦理被原始欲望和本能需要所超越，那么“临时夫妻”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的出现。

　　也许，解决这个问题最理想的状态，便是流动人口能够带着妻儿一起迁徙。但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显然不现实：以农民工的收入，大部分人并不足以支付昂贵的房租等基本的生活成本；而农民工身份承载的权利，孩子入学等权利实现更是困难重重，更别说其他保障和福利。

　　当然，并不是说“临时夫妻”值得同情和理解，就代表其合理性。“临时夫妻”的扭曲，既然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那么矫正这种扭曲的观念，也就必须先从改善农民工的生存境遇上去求解。从长远来看，关键还是改变农民工被城市边缘化的现实，其中包括待遇的提高、权利的平等实现等，比如解决农民工子女平等入学、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标准，让农民工也能住进保障房。而立足眼前，矫正这种扭曲现象，必须依靠政府和社会为农民工夫妻团聚，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创造机会和条件，比如有些地方和单位，为农民工提供“夫妻房”。

　　解决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消除“临时夫妻”的荒唐，不仅仅是对道德人伦的救赎，更是对人性的敬畏以及权利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