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6日表示将建立实施居住证制度，使长期在城市并连续居住、参加社会保险的流动人口公平公正有序落户。这项最新政策信息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自由迁徙”的提法形成了呼应。

　　户籍制度改革自1992年启动以来，逐渐触动了很多城市的福利格局。如今在中小城市，户籍改革的障碍已经不大，它的主要考验都集中在中国最有吸引力的东部大城市里。

　　建立实施居住证制度似有绕开这些东部城市的“户口堡垒”，以新制度消化旧问题之意。这样的改革善意值得高度肯定和鼓励。但也必须看到，北上广等大城市的户籍难题背后就是发展问题和大城市的容量问题，户口形式可以绕开，但这些刚性问题无论在哪条路上都躲不过。

　　给流动人口完整的市民待遇，就意味着医疗、教育的扩大投入，它们必须以进一步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前提。如果福利资源的增量跟不上户籍改革的需求，就只能稀释现有市民的福利，在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均贫富”。如此带来的社会矛盾未必会小于原户口制度下的城市不和谐。

　　这一切决定了户籍制度改革既是“制度改革”，也是“发展突破”。大城市要给流动人口公平的市民待遇，这绝非是做一个决定、建一个制度那么简单，它必须是那些大城市创造福利资源的加速过程，并伴之以公平公正这些普世伦理对全社会的照耀。中国要尽量走快些，但不可有一步到位的急切。

　　北上广等超大城市还将面临环境人口容量的瓶颈约束。这是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痛楚。北上广按人口规模已是全球的“一线城市”，其特殊吸引力的化解只能有赖于中国中小城市的全面崛起。超大城市的户籍问题短期内不可能根本解决，只能追求相对合理的平衡。

　　总体而言，中国户籍问题既是社会改革的“老大难”，又是中国社会治理相对成功的一部分。中国的人口迁徙规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并伴随了巨量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但中国的人口管理保持了大的有序，户籍改革总趋势是软着陆，它与中国社会发展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

　　“自由迁徙”这一概念对中国社会来说很新颖，但它其实是对中国这些年人口大流动的实践总结和进一步政策规划。中国的旧户籍制度走在逐渐消亡的路上，对这个大方向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共识，我们今后需要创造围绕它的更多具体共识。我们应防止一些现实条件的障碍被政治化，使得建立公正之路反而成了部分人群咀嚼不公正的痛苦过程。

　　在做不到户籍绝对公平的情况下，优先建立解决问题的相对公平原则，就成了很重要的事。目前大城市的有限户籍资源都优先向精英开放，而一些长期生活工作在城市里，并且已有条件完全融入城市的人却被排除在外。北上广等大城市有必要更细致地审视落户原则。

　　中国社会需要公平，一时做不到，我们也需要知道并且相信自己走在通往它们的大道上，人生只有几十年，社会公平公正的逐渐建立构成“中国梦”的最核心部分。不仅户籍改革，中国的一切重大改革都应能对得上民众的这些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