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上再度传来沉痛的消息：“河南省3姐弟放学途中溺亡，均系留守儿童，最大者9岁”。这是近年来发生的又一件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不幸事件。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特别提出：“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应该注意，在以上条款中，包括了“忽视或照料不周”。在联合国儿基会相关的培训资料中，也把“无人照看”作为儿童的“困境”之一。然而，在我们身边，这些问题并没有引起社会以及家长们的特别关注。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了数以亿计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以来，农村的留守儿童所遭遇的最大困境，当属无人照看。2012年年底发生在贵州毕节的5名儿童闷死在垃圾箱中的事件，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离开父母，留守乡里，无人照看，流落街头而遭遇不测。

　　对此，有人大代表“相当愤怒”地提出：“如果是在美国，发生这样的事，首先被追究责任的是监护人，而不是政府。”她认为：“必须建立完善一种强制性的机制，使有条件的父母将子女带在身旁，履行监护人责任！”

　　无疑，如果让农民工都将子女带在身边，就亲情慰藉而言，肯定是有好处。不由得联想到广东佛山遭汽车碾压身亡的小悦悦，她怎么会跑到马路上来的呢？社会舆论一下子倒向谴责“冷漠”，却忽视了“忽视或照顾不周”这个根本的问题。那么，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她的父母会对她“忽视或照顾不周”呢？这背后的现实无奈不应忽视。

　　因此，当前需要关注的是相应的社会服务问题。在美国洛杉矶和英国伦敦、我国香港，社区里均设有由社会工作者担纲的儿童照顾和活动中心。父母有事，可以把孩子寄放在这里，由社会工作者代为照顾，特别是为需要出去工作的父母提供服务。在美国，更有为出去工作的父母上门照看孩子的志愿者服务。这些做法都值得借鉴。

　　近年，对于怎样让社会工作者发挥作用，各界有过不少思考和讨论，但现实操作性和效果仍不尽如人意。如何进一步为因父母条件所限“无人照看”的儿童提供社会服务，如何在资金上对这类服务有所倾斜，我们需要更多决心和行动。唐钧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