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贪污受贿并不是单纯的财产犯罪问题，他们都与公务、公职有关，都关涉公职人员的廉洁、诚信和国家的公信。因此，提涨官员犯罪的数额及量刑标准，必须特别审慎，以免在当前中央力倡“从严治吏”背景下，向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列玉拟向大会提出《关于修改刑法中贪污受贿犯罪不合理量刑规定的议案》。据报道，这一建议的要点是：一、官员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二、有期徒刑最高刑延长至40年；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改为无期徒刑流放。他还建议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和物价指数等因素，每五年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标准作相应的调整(3月3日《新快报》)。

　　之所以要提涨官员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现行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朱代表认为，是因为“从购买力角度考虑，现在的10万元大致相当于1997年的1万元”。如果按照这样的“购买力”比较，那么，现行刑法规定的官员贪污受贿5千元以上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也应提涨到5万元以上才能立案追究了。还有，以收入、购买力等“财产性”指标为导向，那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很不平衡，中东西部地区、城乡之间差别显著，看来也无法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贪腐犯罪追诉和处刑标准。各地只能各自为政，自行确定标准。

　　笔者认为，这一建议没有充分考虑到官员贪腐犯罪的本质属性，没有顾及当前国家的反腐败大局，也没有注意到某一类犯罪标准修改与其他犯罪的综合平衡。

　　事实上，对涉及财产、财物的犯罪采用较具弹性的“数额较大”之类的规定，是我国立法的常态，确实与国家疆域辽阔、差别性大等“国情”因素有关。比如盗窃等罪主要危及财产权益，损害等值财物在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各地，其实际危害确实不同。可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反腐败乃至确立官员的贪腐犯罪和量刑标准，是否也需要因此去搞水涨船高或者地区差别？这又必然涉及我国刑事法律为何要对官员贪污受贿罪的财物数额坚持一个标准的问题。

　　其实，立法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强调反腐败不能有“地区差”，不能说发达地区官员的贪污受贿数额高一些可以容忍，标准应该同步调高；而贫困地区对官员的要求则更应严格。要知道，贪污受贿犯罪虽也涉及财产，却不是纯粹的财产犯罪。官员贪腐严重不仅损害政府公信，也侵害到公民的整体利益，岂是几千元几万元涉财“数额”可以衡量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将刚性标准修改为弹性规定，搞水涨船高式的波动调整，着实不是明智、科学的选择。

　　应当注意到，相对于近来不断有人对官员贪腐数额标准给予较多的关心和关注而言，“两会”代表、委员似乎很少有人提及与此密切相关但更易由底层百姓涉足的偷盗行为。在刑法上，盗窃原本一直是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的犯罪，1997年刑法修改时，为了“从重打击”的需要，法律上还特地增加了虽然数额不大但“多次盗窃”的，也可以定罪的规定，而刑法修正案八更取消了入户盗窃、扒窃的“数额”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则早在10多年之前对普通盗窃犯罪的数额标准作出了规定，要求各地对盗窃财物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使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发达城市，对于普通盗窃行为也以2000元作为犯罪的起点，全国发达城市也大致如此，至今没有出现过任何数额标准的提涨。

　　我们以盗窃罪这样的标准去对照官员贪污受贿罪，后者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目前法律上定为5000元以上，恐怕已经不能算低了。而现在一些检察机关，事实上早已突破了刑法的明文规定，把实际涉嫌贪污受贿罪的立案标准提高到了2万元甚至5万元以上，这不能不说是背离了我国法律的立法宗旨和明确规定，需要依法予以监督和纠正。

　　官员贪腐与百姓盗窃，其实都是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都应依法予以制裁。当人们单独观察贪污受贿罪的定罪数额标准时，常常会认为与时俱进、适当“涨价”不无道理。但定罪标准其实在法律上是一个需要通盘考量的整体，各种犯罪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不能厚此薄彼、轻重失衡。

　　此外，官员贪污受贿并不是单纯的财产犯罪问题，他们都与公务、公职有关，都关涉公职人员的廉洁、诚信和国家的公信。因此，提涨官员犯罪的数额及量刑标准，必须特别审慎，以免在当前中央力倡“从严治吏”背景下，向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游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