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考火灾，阴霾未散。据媒体曝，24年来，袁厉害收养了超过100名弃婴，为此她被称作“爱心妈妈”。在公众印象中，她是个“中国式好人”——善良无私、生活悲惨，但爱心饱满。但最近，《人物》杂志披露了袁厉害的“另一面”——将收养的孩子以残疾程度和相貌分等级；自购或自建房20多套；为维持好人形象，不敢花钱露富。(2月5日《人物》杂志)

　　在此之前，袁厉害几乎被塑造成了“道德完人”，她以制度空白和官员渎职的受害者形象出现，在舆论场中，也激起普遍同情。可如今，媒体的多面爆料与逆向挖掘，却将她拉下道德神坛，也颠覆了不少人的想象。两个“袁厉害”，似乎相去甚远。

　　从“社会良心”到精明市侩的“厉害女士”，袁厉害公共形象的转身，并不华丽。从充满敬意同情到质疑声泛起，坊间态度的改变或转向，也标志着“道德偶像的坍塌”。洒落在袁厉害头顶的高尚光环，正在渐次褪去。

　　袁厉害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是非争议，注定难以消退。好或坏的非此即彼二元论，也没法勾画她的复杂轮廓。从碎片化的细节还原看，袁厉害的人格脸谱，确实很繁复：她收养了众多孤儿，却未必是平等对待；她与政府部门或有默契，未必是紧张对立；她精明又普通，爱心与私欲并存……尽管有些真相仍在“潜伏”，还需打捞，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性复杂，积成了她的荣耀与负累。

　　摒弃了溢美式拔高，袁厉害跟刻板化的“好人形象”之间，确有错落。就像某些网友说的：她未必契合“崇高无私”的一锤定音，但却是个真实可感的人。她确有道德瑕疵，但断言她的行善，只是沽名钓誉、谋取私利的筹码，还言之过早。

　　人性的纸张上，有褶皱很正常，将其神化与妖魔化，都会陷入评判极端化的境地。在被收养孤儿的声音缺席等情境下，揪着袁厉害分等级、做生意、有钱不敢花等“污点”不放，或许缺乏包容，易造成误伤。

　　将弃婴区分对待，委实刺激民众情感。可也有人认为，人之感情很难均摊，有亲疏之别，也合乎人性。至于囤积房产、不敢花钱，若非以收养弃婴之名敛财投机，就纯属私事，无可置喙；就算袁厉害在财产问题上确有撒谎，把好人声望当积累财富的资本，也未必不可包容——平心而论，苛求她毫无保留地行善，消泯私欲，是种道德绑架。

　　袁厉害不是道德完人，只要恪守权责边界，就无须承载“道义责任的强加”。我们也不能拧着“道德典范”的密码，去解读她的作为，挤压她的私权空间。实质上，她承受的爱与骂，恰是公共救济缺位下个体行善的尴尬：因福利院等载体的匮乏，制度性救济的缺角，袁厉害的私人收养，本就游离于“合法”和“非法”之间。当个体行善与制度丰满的裂缝无法缝合，必然留下广阔的灰色地带。

　　个人收养，或许能为部分弃婴的生存兜底，却没法充当制度替代品。复杂人性，也难以支撑起公共救济架构的稳固性。对袁厉害而言，她首先是人，她的私权与尊严，不该镶在镜框里；她承受的毁誉，也托不起制度空位的缺憾。(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