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之后，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制定了实施细则。其中许多实施细则，除了重申中央规定的精简会议、不摆花草、厉行节约等规定，还自我加压，层层“加码”，提出的要求更为严厉，中央新规在地方异变为“高压线”。

　　依循权力变通的逻辑，地方所导演的这股改作风“加压潮”，一时蔚为壮观：中央“约法八章”，不少地方则扩充为“约法十章”；八项规定要求官员基层调研不安排宴请，而一些地方则演变为“自带干粮和方便面”；八项规定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而一些地方则一味压缩会期，会议功能流于看文件、跑形式……这一道道“风景”可谓别致，令人应接不暇，套用宋人的一句名诗来形容，正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地方加压何时休”。

　　“八项规定”的地方版本，让人不禁想起了曾经名噪一时的“四菜一汤”。这份肇始于1988年上海市政协七届一次全会的菜谱制度，当年经《人民日报》两次报道后，而被写进红头文件层层下达落实。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完全变了味，丑态尽显——有的成了“四盆一缸，糊弄中央”；有的变成“四菜一汤，凉菜不算”；有的车水马龙地换菜，但台面上永远保持“四菜一汤”；而有的则变成“吃人头”，按就餐者每人“四菜一汤”安排菜色……最终“四菜一汤”政策形同虚设，以至沦为坊间茶余饭后的笑料。

　　坊间有副流传甚广的对联曰：“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而“四菜一汤”、“八项规定”在地方的走样，堪称这副名联的一个生动注脚。显然，只要人们尤其是官场中人，还没有患上健忘症的话，对于地方政府这股“加压潮”，不必感到诧异。而事实上，在权力体系内，“层层加码”的对象，也从来就不止于改作风。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每年由中央向下级下达的各种指标了，比如税收指标、“鸡的屁”指标等等，无一不是一层层往下追加任务，或“自我加压”，结果便是到县一级的经济指标，往往要高于中央所规定的数值。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权力体系内，以及基于官员只对上不对下的政治现实，不难理解地方“自我加压”背后的运行逻辑：既为讨好上级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权力，也为地方官员打“个人形象牌”，赢取群众信任和拥护，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不妨想象一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新规主动“层层加码”，某种意义上向群众释放了这样的信号：瞧瞧，我们的规定比中央还具体，还严厉，这彰显出我们“贯彻落实”的决心是何其之大呀！

　　当然，对于某些地方官员来说，还可以从“自我加压”中获得一种权力虚荣感，由此而产生山寨大王的幻觉。从这个角度来看，地方这股改进作风“加压潮”，似乎也可以看作是权力碎片化的一种表征。可见，取悦上级、忽悠百姓、权力虚荣，正是地方改作风“加压潮”所暴露出来的三重权力病相。

　　有必要追问的是：这种“权力病相”的根源何在？正如前所述，一个显见的原因在于地方权力的政绩冲动，但更深层次地来看，问题症结更多的恐怕还是在“上面”。抛开现有权力架构不说，仅就“八项规定”而言，这项新规也存在标准模糊、缺乏有力监督、并非刚性制度等“弊端”。不必讳言，无论是以前的“四菜一汤”，还是如今的“八项规定”，其中人治意味浓厚。这样看来，“八项规定”在地方“走样”，所要究责的恐怕并非只是病得不轻的地方权力。

　　不可否认，中央“八项规定”的初衷是为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而且，中央抓这些问题，既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又可以速见成效。但必须看到，作风问题和铺张浪费的背后，是公权腐败和三公消费这一深层次难题。显而易见，“八项规定”仅仅是反腐之路上无足轻重的一个小环节，最终还是要从制度上管理三公消费，严格科学的预决算，解决源头问题。否则，“八项规定”难免会重蹈“四菜一汤”的老路。

　　（苗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