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资中县妇女李彦杀夫一案，目前已走完全部法律程序。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李彦核准了死刑。按照有关程序，李彦会在死刑核准七天之内被执行死刑，走完她悲剧的一生。

　　在民间，李彦的死刑判决引发了巨大争议。1月25日，超过一百名学者、律师和社会人士召开研讨会，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刀下留人”。

　　暂缓执行死刑的理由看起来非常充分：2010年李彦嫁给丈夫谭勇后，一直遭受后者严重的家庭暴力。当年11月3日案发时，酒后的谭勇甚至想用气枪射击她的屁股。于是在一怒之下，李彦用气枪的枪管打死了丈夫。

　　这样说来，被害人具有明显的过错，相应地应该影响到对被告人的量刑。因此，对李彦完全可以适用死缓或无期徒刑。同时，案发后，李彦让人拨打警方电话，并在家中等待警方前来抓捕的举动，符合自首的法律规定，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而一审、二审法院判处死刑及最高法院核准死刑的理由却认为：李彦的犯罪后果严重、手段残忍，她不但杀害了丈夫，还实施了分割、烹煮的行为。同时，法院还以证据不足为由，否定了家庭暴力的存在，又否定了自首的成立。这样，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

　　审视这一个案，离不开对死刑这种刑罚的反思和检讨。在过往的死刑案件中，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极具争议的案子，从早前的云南杜培武案、沈阳刘涌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河北聂树斌案，到近期的云南李昌奎案、陕西药家鑫案、沈阳夏俊峰案、浙江吴英案，福建福清的吴昌龙案、福州念斌案，以及最近刚揭露出来的浙江萧山冤案等等，这些案件不但在实体上引发争议，而且程序上也存在诸多漏洞。有的是严重的刑讯逼供问题，有的是舆论干预司法的问题，有的是赤裸裸的冤假错案，有的却只是该不该处死刑的量刑争议。

　　其中，刘涌案和李昌奎案尤其值得反思：两案都走完了一二审程序，都没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结果却因为汹涌的民意，前者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然后当天执行死刑；后者由云南省高院启动再审程序，重判死刑后立即执行。

　　这是两个非常恶劣的先例，它们不但破坏了法院的独立形象，还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最糟糕的是，两案都开了“由轻改重”的坏头。

　　而在李彦的案子中，民间的呼吁却不一样。首先，执行死刑前，死囚本身有最后的申诉机会。假如李彦有新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害人确实存在严重的家庭暴力（毕竟，这样的证据并不难找），可以要求暂缓执行死刑。其次，民间和学界的呼吁目标是“由重改轻”，这符合文明司法的基本精神（通俗点说就是“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人”）。

　　当然，死刑存在的问题，不可能完全依靠个案来解决。只要死刑制度存在一天，争议就会持续一天，这是由死刑本身的硬伤决定的：

　　首先，死刑无法纠正。任何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一旦一个人被执行了死刑，不管以后发现他有多么大的冤屈，都永远无法弥补。而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冤假错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定会发生并存在的，不会因为你多设立一道复核程序就可以完全避免。

　　其次，死刑无法量化。死刑就是死刑，无法再区别情节和程度。如果说，杀人偿命是一项死刑原则，杀一个人要偿命，那么杀了两个呢，多个呢，岂不更要偿命？那还要不要区分故意和过失？要不要区分抢劫、绑架、贩毒和武器走私？要不要考虑自首立功和被害人过错？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这些都是要综合考虑的，但这恰恰就是李彦案的问题：为什么还要判她死刑立即执行？

　　再次，死刑缺乏学理和伦理的依据。我们现在践行的法治，无论文本与制度都来自西方。而西方法治的形成，根源于其深厚的信仰传统：生命是特别的不可让渡的礼物，既然人不能杀人，显然政府也不能杀人，因此在发达国家废除死刑成为一项法治原则。

　　中国缺乏相应的信仰传统，使得我们的废除死刑之路依旧前路漫漫，法官在是否适用死刑的问题上，除了考虑案情本身，更多的是考虑被害人的情绪。而在西方国家，甚至出现专门的由被害人家属组成的组织，呼吁法官不要判处伤害他们家人的凶手死刑。这方面的例子，前有南京的普方案，后有上海的加拿大女模案。（编按：2000年4月，德国企业家于尔根·普方一家四口人在南京家中被四名江苏沭阳县青年杀害，他的朋友后来设立了一家基金会，用以专门帮助凶手家乡的孩子。）

　　死刑存在一天，就将争议一天。在彻底废除死刑之前，严格把关就成为关键问题，所谓严格把关，事实上就是要找一切借口和理由不判死刑。这就要求判决及复核死刑的法官，要本着“救命的心态”裁决案件，而不是基于“除害的心态”主持审判。（张培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