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同志你别问了，我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给你反映的情况绝对属实。我们的老师告过，被他们整得很惨。希望您能谅解。”1月25日，河南某县一位女教师打电话举报本校存在吃空饷现象，希望媒体能够关注。记者几经追问她的姓名，她就是不说。而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材料显示：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这印证了这位女教师的担心并非多余。（2月6日《大河报》）看来，通过立法保护举报人，已势在必行。

　　今年1月9日，中纪委、监察部首次利用电视直播形式，通报2012年查办案件工作情况并表示，提倡群众实名举报，凡实名举报优先办理。此后，全国许多地方的纪检监察部门也纷纷表示鼓励实名制举报。这是因为，一方面，实名举报能够为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提供便利。办案人可以直接找到举报人了解情况、拿到证据，节省人力、物力、财力，进而加快办案进度。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或避免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举报权利搞诬告陷害，使没问题的干部不受无辜伤害。因是实行实名制，举报人要搞诬告陷害，就得掂量掂量事情的后果。从上述情况看，纪检监察机关鼓励实名制举报是有道理的。

　　既然实名举报确有好处，为什么却被举报人视为畏途呢？盖因立法保护不到位。我国有关举报人保护的规定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法律和司法解释中，但这些规定过于抽象，缺少具体的可操作性，不能给予举报人切实、及时、有效的保护。由于相关法律不到位，加之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惩罚缺乏威慑力，现实中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案例屡见不鲜。此外，部分办案机关较少设身处地为举报人着想，从理念上没能把保护举报人与打击犯罪置于平等地位。甚至有些举报人的信息泄露，正是来自于办案机关内部。在没有有效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仅靠提倡、鼓励或奖励，让举报人实名举报显然难以奏效。

　　在河南省日前召开的“两会”上，反腐败再次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许多代表委员认为，实名举报确有必要，但关键在于如何保护举报者，建议早日制定类似《举报人保护法》的专门法律来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无疑，这应该成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亟待破解的课题。（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