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刑诉法的“疑罪从无”原则，并没帮助陈建阳等躲过无妄之灾，这次新刑诉法会不会在一些地方重蹈覆辙？

　　2012年春，在浙江警方的一次集中行动中，被通缉的在逃人员项某的指纹，意外比对上了1995年萧山抢劫出租车的血指纹，项某被确认为犯罪嫌疑人。而陈建阳、田伟冬等五人，早在1997年就被法院判定为那起抢劫案的凶手，已在监牢中度过17个年头。近日，浙江高院紧急复查此案（据《南方周末》）。

　　继“凶手”入狱十年、“死者”突然回乡的赵作海冤案之后，这起17年前的蹊跷案件，再次引发了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关注。

　　原来1995年案发时，正值当地严打，陈建阳、田伟冬等5个年轻人被先后收容审查，他们称遭到刑讯逼供，“棍打、水淋、电警棍打、吃扁担铐、劈打数百个巴掌、罚跪、不让睡觉，直至我两次抽筋、右手食指打成骨折”；他们屈打成招，但供述相互矛盾，比如陈建阳交代死者的手表、戒指卖给了别人，且卖的对象十分具体；但庭审时却发现，金戒指、手表还在尸体身上。

　　当年处理该案时，正值新刑事诉讼法颁布，该法正式废除了没有时限的“收容审查”制度，陈建阳等因此受益，被解除了收容审查，转为有期限的逮捕；但该法中明确的“疑罪从无”原则，却未能在判决中充分体现。在缺乏作案工具、指纹等直接证据，主要依赖口供的情况下，他们还是被判决有罪，只不过终审时，多人的死刑被“留有余地地判死缓”。其实，这种“疑罪从轻”还是有罪推定的体现，只不过是打了折扣的有罪推定，与“疑罪从无”体现的无罪推定的法治原则相悖，也埋下十多年后“翻案”的祸根。

　　让人感慨的是，本案审判时正值刑诉法的修订；17年后，本案“翻案”时，又值刑诉法的再次修订。这次的刑诉法及相关配套文件，在之前的基础上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审讯录像录音、坚决杜绝刑讯逼供的制度，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法治的进步。但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上一次刑诉法确立的“疑罪从无”原则，并没有帮助陈建阳躲过无妄之灾，法院没有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坚持无罪判决；那么，这次新刑诉法会不会在一些地方重蹈覆辙？

　　法律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这才是关键所在。往者可谏，来者可追；只有从现在开始，真正落实今年正式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坚持疑罪从无、杜绝刑讯逼供、保障当事人的辩护权利，执行法律不打折扣，才能以严格的程序正义压缩冤案的几率，才能保证未来的某一天不会出现赵作海案、本案式的惊天翻转。值得警惕的是，17年前萧山案中出现的警方刑讯、法院“留有余地判死缓”，乃至违法的游街示众、陪绑，在近年来的新闻中并不鲜见。而每一个具体的程序不公，都意味着法律被亵渎，都可能隐藏着一个冤案。

　　就萧山案本身来说，我们希望不要重蹈河北聂树斌案的覆辙——法院启动复查8年至今还没有一个说法，浙江法院应及时还当事人一个公正，毕竟正义可能已经迟到了17年。宏观上说，我们期待新的刑诉法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以严密的程序公正杜绝冤案，避免“后人复哀后人”的慨叹。唯如此，才能“让民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徐明轩 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