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国务院国资委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工作会议上，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讲话时透露，中船集团主要负责人带头降薪30%，且“领导降薪幅度大于中层干部，干部降薪幅度大于一般员工”。煤企也纷纷升起降薪的大旗，如中煤能源、山西焦煤集团下属煤矿、永煤集团、义马集团、郑煤集团、河南煤化集团等，管理层降薪均在10~20%之间。（1月21日《中国青年报》）

　　部分央企主要负责人在面对经济效益大幅下滑的压力下带头降薪，无疑值得赞赏，因为降薪总比坚守天价薪金高地要好。但有专家指出，部分央企高管降薪行为的象征意义更大，本质上依然是一种行政化、官员化色彩比较浓的行为。笔者要强调的则是，央企高管降薪，要靠制度，不能靠高管自身的思想觉悟。

　　央企高管年薪过高是不争事实。如今，由于央企高管年薪成了企业“商业秘密”，近几年很少有披露。网上可以查到的是2008年部分《央企高管薪酬一览表》，薪金水平在30万~1200万元人民币之间。最高的当属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年薪为1204.7万元，以工作日均45000元“拔得头筹”。中船集团董事、总经理刘建人年薪为34万元，属于较低的。若以此为基数降30%，年薪还在20万元以上。而据媒体披露，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月薪为1.1万元，年收入在13万元。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执政党核心领导成员，社会精英中的精英，他们的贡献不比央企高管小。若再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比，央企高管的薪酬无疑属于天价了，人们感到分配不公、要求降下来是理所当然的。

　　把央企高管的薪酬水平降下来，所以要靠制度，不能靠高管自身的思想觉悟，是因为央企高管的思想觉悟并不高。他们拿高薪往往理直气壮，理由是“与国际接轨”，与华尔街高管比，再一个理由是自认为是企业家人才，对企业发展贡献大，拿高薪理所当然。从央企资产的国有和全民性、垄断性和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看，他们的理由是不值一驳的。但一提央企薪酬高，高管们就抱屈。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武钢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邓崎琳的发言颇具代表性。他说，我一年税后工资是40多万，美国GE等大公司年薪是千万美金，民营企业就更不用说了。应该按经济规律走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实行“高管高薪”。最典型的贪得无厌高管当属中海油原董事长陈同海。他不仅每年拿1000多万元年薪，日均职务消费4万多元，还贪污受贿近2亿元。可见，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在中船集团主要负责人带头降薪30%的消息披露后，并未像业内一些人士预料的那样引起连锁反应。公众能够看到的只是这几家调整高管薪酬央企，在国资委所管理的117家中央企业中显得寥若晨星。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负责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起草工作已历时八年之久，但出台期限却屡次延期，阻力也是来自央企。党的十八大之前，温家宝总理表示将在去年12月份出台，国家发改委再次拿出了新一版的《方案》，但至今未能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国家发改委分管副主任徐宪平表示，博弈的关键点主要包括如何规范国企高管收入水平和国资红利上缴的比例和用途。分管工资政策的人社部有关官员表示，在向央企征求规范央企高管薪酬待遇政策的意见时，曾遭到了一些央企高管的强烈反对。由此可以看出，单靠觉悟无法把他们的薪水降下来，只能靠制度加以约束。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到深圳视察时也指出，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我们相信，只要有中央立志改革的政治勇气决心并搞好顶层设计，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一定能能克服特殊利益群体的阻挠，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得以推进和落实。（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