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善恶是非有时候并不那么清晰，甚至还可以互相转换。善恶美丑，加上人性好恶，在制度安排层面，常常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郑州立交桥下冻死人的新闻，就是最好的注解。

　　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河南郑州有两名“流浪者”先后冻毙在立交桥下。事后查明，第二起不幸事件的当事人，是一位精神稍有残疾的老年人，出门走失，没有及时找到家人，又拒绝接受救助人员的帮助，导致悲剧发生。第一位死者叫刘红卫，河南杞县人，家里有老有小，和自己的父亲发生矛盾，几年前离家出走，孤身一人在郑州打零工。出事前身患疾病，躺卧在立交桥下20余天，其间救助站也曾前来救助，但刘红卫拒绝去医院。等救助人员接到二次救助电话赶往现场，刘红卫已经撒手人寰。

　　事件发生后，城市的管理者成为了舆论的被告。因为这幅图景看起来像极了一个隐喻：一边是鲜衣怒马，一边是无家可归；一边朱门酒肉臭，一边路有冻死骨。构成了一种控诉，控诉着城市管理者的失职和无能。我的同事在出事后前往郑州调查发现，在郑州，露宿立交桥下的农民工并非个别现象，这一群体大约有5000人，刘红卫只是其中的一员。但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在郑州常年招工，工资不低，也有固定住所，但这些农民工却并不愿意去。他们或因为家里农活脱不开身，只能农闲时节来城里赚点小钱，或不愿受工厂的约束，而市场上又有零散的用工需求，由此形成的一个自发的零工市场。刘红卫们，就是零工市场中的劳动者。因为收入不多，工作不固定，他们不可能在郑州固定租房，于是不约而同地选择在交易地附近的立交桥下露宿。

　　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下，郑州市有关部门暂时将刘红卫的工友们免费安置在附近的小旅馆，但农民工们不但不领情还抱怨连连，如果不是暂时规定不得在立交桥下露宿，他们并不愿意免费住在旅馆里。因为零工市场在夜里依然有活计，夜里的活儿价格还更高一些，住在旅馆导致他们晚上无法接活。

　　这几乎是一个政府干预失败的典型样本。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希望进城的农民工能过得好一些，也希望政府的管理者尽可能给他们一些帮助。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帮助？如果细细分析，给那些打零工的农民工提供免费住宿，只能算是一种负福利。因为这样的“帮助”没有考虑机会成本，免费住宿虽然局部改善了他们的住宿条件，但他们却因此丧失了更多的赚钱机会。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更看重的是收入，而不是住宿条件。果不其然，当政府好心将农民工安置在旅馆之后，一部分农民工无奈地选择了回家。

　　其实，真正的帮助只有一个，就是给他们自由，住在立交桥下的自由。尊重他们的意志，主随客便，居处随意。而不是为了迎合旁观者的道德期待，强迫他们，哪怕是免费地住进看起来体面的旅馆。

　　为什么让这些农民工住在立交桥下才是帮助他们？因为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假定在于，每个人都会在给定的条件下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有些人认为住在小旅馆都无法忍受，可有些人为了几十块钱的活计，却宁愿住在大桥下。正因为如此，旁观者的选择逻辑，不能成为决定其他人行为规范的理由。如果强行按照其他人的价值判断约束这些农民工，就不是真正的帮助，而是妨碍，甚至是一种剥夺，剥夺他们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权利。让农民工自由地住在立交桥下，看起来有些残忍，但却是一种在尊重前提下的善，给农民工免费提供旅馆，看起来虽然温情脉脉，但其实却是专制思维下的恶。在很多时候，善恶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辨别。

　　话说至此，并不就意味着政府可以完全不作为。毕竟，有人冻毙街头，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个良善的社会。我的观点，政府在尊重农民工们选择的同时，鼓励一些民间组织，或者民政部门，给这些露宿街头的农民工一些救急性的帮助，比如在农民工集中露宿的立交桥下设置一些固定的帮助点，真遇到病得不轻的人，可以及时救助，以避免类似的死亡事件的发生。（王志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