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商晨报》1月14日报道，近日，黑龙江哈尔滨448名事业编环卫工正式上岗。此前招聘共有2954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成功报名，其中22个研究生落选。落选者之一的王洋称，热衷体制内身份不仅为稳定，落户到城市会带来就业、教育等优势，“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

　　“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多么悲怆的言语。在一张并不合理的“编制里”、“体制内”的大网笼罩之下，注定了悲情的必然存在——不论作为个体的“王洋”能否成功跻身其中，作为群体而存在的“王洋们”都定然会被大量排斥在外，哪怕大家都付出全部努力去工作，“幸运儿”也只能是少数人。

　　“编制里”的魔力，在于它的实惠，简单说来就是钱多活少福利好。能进入“编制里”，几乎意味着下半辈子有了坚实的保障。人们向往同工同酬，人们期待机会均等，人们希望人人平等，可现实告诉人们，编制内外两重天。“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是一种不得已的屈服。

　　我们知道，编制作为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人员数量的定额和职务的分配，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在现实运作中，编制的本来面目逐渐被扭曲，譬如在同一个单位之内、同一个工种之间，编制内外身份不同的两个人，其工资、奖金、工作量、考评内容、福利保障等等，有天壤之别，造就了经济上和尊严上的双重严重不公。

　　而编制内外的极端差别，已经在各行各业泛滥开来，且愈演愈烈。有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后，我国每年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年轻人都超过100万人，而1994年-2000年的6年里，全国累计不过4万余人。再拿哈尔滨此次招聘448名事业编环卫工来说，竟有2954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报名。大家一窝蜂冲向金饭碗，正是拜了“编制”这根指挥棒所赐。

　　最为重要的是，这根指挥棒是失当的。当人们纷纷奔向“编制里”以求得一种工作与生活的稳定的时候，谁来回答那些编制外的人们——为什么我们也在努力工作甚至干了更多的工作，报酬却是少的，地位却是低的，晋升渠道却是窄的，未来却是难以看清楚的？这根指挥棒显然掩盖着一个严峻现实，即：“编制外”的种种不公，本不该由没有编制的各种工作人员来承担，而通过“逃入”有编制的部门和岗位来获取“稳定”的做法，也不是一条能解决诸多人们不公遭遇的合理出路。

　　一个社会，当劳动者选择职业时，根本不看自己是否喜欢；当劳动者开始工作时，起跑线有两个标准；当劳动者努力工作时，终点注定要落后于他人一大截……请问，这个社会怎会有足够的活力和创造力？在“编制”人为制造的不公之下，社会怎会不充满戾气？大家都在争着冲入“编制里”，人与人之间又怎会拥有平和互益、合作共赢的氛围？

　　说到底，编制需要回归其有效配置的初衷，而不应该异化为制造不公的手段。“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十分残酷，一个人不该承受这个重压，一个群体乃至一个社会也承受不起这个重压。（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