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家计生委要求各地简化准生证办理流程。据《法制日报》报道，不少人反映，“准生证”依旧难办。一些地区规定，办准生证推迟一个月罚300元，如果到生之前才办，要罚3000元，个别地方甚至要罚上万元。

　　理想的公共服务状态，应该是民众根据需求、依照法规制度提出申请，政府职能机构就该提供全面而周到的服务，否则就是失职，必须接受问责。就办理准生证而言，从办证民众提交申请及相关材料开始，就已经完成了他所承担的义务。之后造成的延迟，应该追究的责任应该是办事的职能机构，又怎能将责任推到民众的头上，让民众来为职能机构的行政效率低下来埋单？

　　民众纳税，实际上已经为购买公共服务支付了代价，因职能机构办事拖沓延迟，对民众罚款，则近似于勒索。权力的这种创收方式，不但是对公共契约伦理的背叛，更是对公平正义的践踏。准生证背后暗藏的权力寻租疑云，其实质是对纳税人既购公共服务的二次贩卖。

　　如果民众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主体身份不被确立，那么难免出现公共服务异化成权力寻租工具的可能。如办准生证这种事情，民众对职能机构提出的办证申请，是种要求而不是央求；如果最终因为职能机构之间的拖延而迟办，民众所处的位置应该是问责者，而非受责者。但很显然，权力与权利的身份已经完全错位倒置了。如果权利主体身份得以巩固，如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如果问责机制犀利，那么简化程序势必成为一种权力自觉。当权力重回服务者的角色，面对纳税人，还敢这么嚣张傲慢吗？

　　简化准生证程序无论是政策卡在路上，还是卡在权力寻租的障碍之上，解决的根本还是要让职能机构重新回到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并为这种角色的确立和巩固提供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和公共监督。（时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