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费医疗”，这个词对很多八零后来说，就像父母单位附属的托儿所一样，只是儿时记忆的一部分。但这个明显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医疗制度，如今还在相当一部分机关事业单位顽固运行着，好在这方面的改革正进入攻坚阶段。

　　明年1月起，南京将取消公费医疗，全市将有20万左右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进医保，和企业职工统一参保缴费和待遇标准。而今年年初，北京市已取消公费医疗，市属公务员、事业单位等约22万人并入职工医保。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共有24个省市已取消公费医疗。

　　“公费医疗”制度建立于1952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它与劳保、医疗并列，成为城市人口的医疗保障制度，其核心在于由财政全盘买单；其弊端在于，公费医疗的覆盖人群小病大看、不看白不看，造成医疗资源严重浪费。一段时间里，政府部门甚至曾三令五申：气功学费、磁疗胸罩、以玻璃旅行杯为包装的“药品”等等不得纳入公费医疗，可想而知当年公费医疗之浪费。

　　到了1990年代，随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难以为继，公费医疗机制走向没落。1998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所有用人单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都参加统一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是改革的两只脚“一快一慢”：国企全盘改革，企业职工很快都进入职工医保中；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医保改革却延宕至今14年，并没有完成从公费医疗向职工医保的全面转型。

　　相反，公费医疗的报销比例高于职工医保，甚至不少地方还执行“实报实销”，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医保改革严重滞后。有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市人均医疗卫生费用为4179.87元，而2010年北京市公费医疗实际支出26.2亿元，以北京市享受公费医疗的22万人数来计算，人均医疗费用超1.1万元，两种医保体制之间的差距很明显。这种“双轨制”既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也发酵着社会不公问题。近年来的考公务员热、硕士生争当有编制的环卫工等社会现象，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享有良好的医疗保障大有关联。

　　对作为计划经济时代重要遗产的公费医疗制度，改革刻不容缓。在统一的医保平台上就医，才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现。要看到，目前虽然已有八成省份取消了公务员的公费医疗，将其并入职工医保，但改革越深入阻力越大。而且，即便公费医疗并入职工医保，也不意味着公务员与企业职工享受相同的医保待遇。比如，北京公费医疗并入职工医保后，公务员还可享受补充医疗保险的“二次报销”；2008年《天津市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也规定，在职工医保的基础上，公务员仍可享受医疗补助统筹基金的补助，在职人员补助比率为80%。

　　公平不等于没有差异，但基于身份的差异注定是不公平的，更何况受益的还是政策制定者本身。针对北京公费医疗改革，今年1月5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称：如果政策设计者始终把自身列为“例外”，改革措施说得再好、安排得再周密，也难以取信于人。实现分粥人与喝粥者的平权，这触及中国深化改革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社会公平。

　　实现医保公平并不是要单纯把公职人员的保障水平降下来，而是要把全体社会成员的保障水平提上去。公平是国家价值观的体现，改革面前，不应有例外。1998年就提出的统一的职工医保制度不容再拖延。终结“双轨制”完全可以做到，这考验着政策制定者对改革事业的忠诚和决心。

　　（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