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公安局局长李亚力之子醉驾并打骂交警，进而强迫交警制造伪证，山西已将李亚力撤职调查。这个案子迄今曝光的内容是近来反腐案件中案情“最轻的”，但昨天在互联网上激起的愤怒却比之前的几个大案看上去还要汹涌。如今只要案情中有儿子仗着老子的势耍威风，舆论必激动讨伐之。

　　反腐败引来民众满怀热情的参与，除了大家对廉政的共同期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对社会不公平的情绪表达。每一个贪官落马，舆论都觉着“很解气”，甚至有官员受到质疑，互联网上也会洋溢出开心。

　　推动公平正义与反腐败必须齐头并进，这是政府应从最近舆论围绕反腐败的表现中得到的启示。如果公平得不到推进，社会情绪中戾气汹汹，反腐败即使成果卓著，它的终极政治效果也会是有限的。

　　反腐败本身就是推动公平正义，但公平正义的社会内容要宽泛得多。实际上，人们在现实中感受的不公平更多还不是“官民之间”的，与官员腐败的直接联系尤其很少。城乡的不同出身，受教育和医疗条件的区别，二元体制，户口等带给人们的不公平感更强烈。

　　“官民之间”的不公平被摆到舆论的最突出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是做了其他民生不公平的宣泄口。因为“官民不公平”从理论上说最没道理，消除它们有舆论上百分之百的正义性。出了一些贪官，他们必然抹黑整个官的形象，更容易把社会不满朝官的方向引。

　　其实中国的腐败虽很严重，在透明国际的全球廉洁度排名中排80位，但俄罗斯、印度等很多国家都比中国的排名更靠后，中国社会目前对腐败的高度聚焦，比俄印等国都要激烈得多。

　　这当中有一部分是舆论对政府没能有效抑制社会不公平的不满，那些不满同对腐败的痛恨叠加在一起，逐渐难以区分，仿佛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都是官员贪腐的后果。

　　西方价值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官员腐败这个世界性难题，被描述成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原罪”，尽管这种说法拿到世界上一看就很荒唐，但目前在中国有不少人对它深信不疑。

　　反腐败既要猛抓贪官，用改革堵塞体制上的漏洞，大大减少腐败的绝对量，又要加快社会的综合改革，认真消除、缓解各种不公平，从而改善反腐败工作的中国社会大环境，使腐败问题同社会其他问题逐渐区分开来，并使社会对腐败的情绪性愤怒逐渐转变成理性、坚决的打击和治理。

　　消除社会不公平，本身就是压缩腐败的空间，这同吏治改革同样都是治本。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制度性的廉政建设通常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集大成，我们几乎在全人类看不到廉政能够作为现代化源动力的成功例子。

　　然而中国不可能等着别的条件都准备好了再搞廉政，腐败已对党和国家的命运构成威胁，对它的治理刻不容缓。我们想提醒的是，反腐败必须同中国的社会建设同步强力推进，二者都不可能单独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