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于这一天，诸多此话题的信息纷至沓来，患者的处境，相关公益事业的进展，政府的作为等，在今天集中呈现。对于普通人而言，好像只有在今天，艾滋病患者这一群体的形象及命运才显得真切。公共层面显然不能停留于此，借此机会提出问题和建议，赋予不同主体以各自的使命，给予这一特殊群体以公共体恤，显然才是当务之急。

　　个体对艾滋病患者边缘化的印象，或与这一社会现象本身隐蔽、私密的特征有关。时至今日，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日趋理性。而防治艾滋病仍然是中国各级政府乃至全球各国的任务，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2012艾滋病疫情报告》显示，2011年，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仍有3400万人，其中新增感染者为250万，有170万人死于与艾滋病有关的疾病，此外，还有680万感染者无法及时得到医治。对于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情况，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认为，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乃是进一步完善治疗服务体系。

　　西迪贝所提及的治疗服务体系问题，在当下中国的表现之一就是，社会组织在参与此项公益工作时面临诸多制度障碍。在近日举行的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有防治艾滋病民间组织就表示，对于他们的发展，政府在政策支持上还不够，譬如税收一项，“虽然是非营利性组织，不用交所得税，却仍然要交营业税。”而社会组织参与防艾甚至还被视为不稳定因素，“一些部门不理解和干扰，甚至以安全为由阻止他们开会。”

　　解决之策已在酝酿之中，对于税收减免政策，李克强在此次会议上当即表示，“财政部对民办非营利非企业组织实行免税政策，探索可以首先从防艾组织上‘突破’。”在此基础上，鼓励社会组织参与防艾工作，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加大力度支持。更进一步，对于社会组织在防艾工作中的定位，亦应更为明晰。艾滋病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组织的不可替代性，事实上它们已成为深入开展防治工作的重要环节，其对于患者的诉求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今后在重大政策、相关法律制定方面，有必要强调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

　　防治艾滋病，政府的责任体现，除了要给予社会组织必要的扶持，还寄希望于公共的资源补给，这其中，尤以医疗投入最为关键。李克强在会议中提出，要扩大治疗范围，为感染者提供免费治疗，另外，还强调医疗体制的配套，在已纳入新农合大病保障的基础上，研究纳入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保。毫无疑问，近年来，由政府主导的为防艾工作建立的医疗服务体系，是防艾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的最大因素，进一步扩大防艾成果，要创新资金投入方式，但其关键还有赖于政府持续地提供资源供给。

　　与此同时，还不应遗忘，艾滋病不仅作为一种生理疾病存在，它同时还是一种心理和社会疾病。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仍然广泛存在，甚至最有资格反对歧视的院方，也存在排斥艾滋病患者就医的现象。两周前，“海河之星艾滋病感染者互助工作组”负责人李虎即在微博上披露，天津一名肺癌患者因携带艾滋病毒被医院拒收，无奈之下篡改病历，才得以在另家一医院接受手术。类似的歧视现象，对当前的防治工作无疑是一种挫败，今后要致力于消除歧视现象，这既是为了防治艾滋病，亦是为尊重艾滋病患者的权利。

　　艾滋病专家、中国CD C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透露，近5年报告的艾滋病死亡病例中，高达80%的人未接受过抗病毒治疗，一项对中国数万名艾滋病病人进行的为期5年的临床研究发现，治疗过晚是患者最大的死亡风险因素。艾滋病防治是个系统性工作，在强调政府放权，激活社会组织的同时，亦要普及医学常识，为艾滋病脱敏，让患者尽早接受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