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16日深圳保钓游行中，来自河南周口农村的李某成了警方通缉的暴力砸车者。事后，他说：“如果当时发生战争，哪怕让我当炮灰我也愿意。”而李某曾是个老实勤快的保安，热心做义工。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难将他与“违法”、“犯罪”、“拘留”这些词联系起来。（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不怀疑李某“爱国”的真诚，也不怀疑李某平时是个“好人”，可为什么“好人”会违法作恶、在游行当天暴力砸车呢？这不仅需要他个人深思，也值得整个社会反思。

　　在我看来，首先是教育的缺失。教育要着意告诉人们如何识破谎言，不仅是他人的谎言，还有自己的谎言。“爱国”和“守法”是不冲突的，当某些打着爱国旗号的行为违犯了法律时，那肯定是其中夹杂着难以言说的私货了。西安砸伤日系车主的蔡洋以“我是爱国”自辩，北航打人教授韩德强的“大象走路哪顾得了蚂蚁蟑螂”之论，即是如此。

　　校园教育也没有告诉人们如何在脑中绷紧弦，抵抗群体情绪的同化。在集体行动中，人的情绪容易被点燃，尤其是在“爱国”、“自由”等口号的感召下，个人的责任虚无化，易受到他人影响，由于有了“替天行道”的虚幻正义感，又有了“法不责众”的底气，违法行为就容易发生。

　　其次，是常识的断裂。爱国应先爱国民，不能逾越法律的界限，爱国才不至于成为害国，这本是常识。其实，早在五四运动时，时任北大教授的梁漱溟先生就强调“每个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超越于法律之上”，胡适后来也有“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的振聋发聩之言，遗憾的是，那些常识和教训在经过了时代的变迁后，多被世人所遗忘。

　　最后，是政府的不作为。几年来，“爱国”游行屡有发生，对于此类群体性活动，政府本应及时拿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可在个别地方，砸车打人的事件还是发生了多起。虽然在西安受重伤的日系车主李建利放弃了对公安局不作为的起诉，但这并不意味其责任就不该被追究。如何补偿受损民众、如何界定公安机关在游行中的责任应尽早提上日程。

　　该反思的不仅是打着爱国旗号砸车伤人的行为，还有这种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打人砸车者会受到法律的惩处，但需要“补课”的，不仅是他们。（韩青）